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同上京城开封，是年七月苏轼兄弟即应开封府试，得解。次年，两人又同登进士榜，一时荣光无限。然而，此间有一疑问：苏轼兄弟乃四川眉山人，怎么可以参加开封府试？这与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相悖处。后代学者以“寄应”二字打发，仍有诸多疑惑。

宋代科举考试图

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发解试，省试，殿试。欲参加礼部省试，必须先通过地方一级的发解试，所谓“得解”。苏轼兄弟参加的是开封府的发解试，问题由此而生。

首先讨论宋代发解试解额问题。

唐代科举考试，礼部省试之前也有地方一级的“乡贡”，且有具体贡额规定：“应诸州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唐会要》卷二六）如果各地贡额没有限制，大量士人涌入京师，省试当然无法应付；或者各地贡额比例严重失调，也会造成士人奔走钻营的现象，皆不利于科举考试。为各地规定贡额，是科举制度之常态。

赵宋建国初期，战乱频仍，境内割据政权林立，读书教育风气不盛，故太祖朝没有限制解额一说。太宗朝，宇内大致统一，聚集在京城的考生人数剧增。礼部省试终于无法承受，到了必须出台限制名额规定的时候了。至道三年（997）五月诏令：“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六）这项规定，以后虽不断变动，然而，发解试限定名额，从此得以确立。朝廷往往以诏书出台那一年当地的考生数量为基准，为各地规定发解试名额，不再变动。各地文化发达程度不同，教育事业发展也不同，不同地区通过发解试的比例慢慢失调。欧阳修说：“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论逐路取人札子》）到了南宋，甚至失调到“歙士赴举者二千人，而解额才十二”（《夷坚三志·汪会之登科》）。

其次，再来讨论北宋冒名作弊现象。

上述失调现象，必然滋生宋代的“高考移民”，考生或冒名，或改变户籍，到解额多的地区参加发解试，以求更容易得解。北宋考生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