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溥：我看研究生教育“三高热”

当然，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解读：三高该开，但是合格师资不足，开不了，为赶时髦，勉强硬开，名曰三高，其实不高，教师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现今三高热是升虚火。需要喝点王老吉之类，不然，闹到要戴冰帽的程度就不好办了。

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普遍开设三高课程，是否必要而且亟需？

我的回答是：现今中国，所有经济类研究生都应当把三高列为必修课程。

理由很简单：宏微观经济学是了解和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课程。中国不搞市场经济，开设宏微观经济学不过是为了了解国外经济学思想而已，未必需要列为所有经济类专业必修课程。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宏微观经济学就不能不成为经济类大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对此有怀疑的诸君，不妨到各大学课堂去转一转，看看当今国内之财政、金融、企管、会计、财务、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劳动经济……，各类经济专业，哪一本教科书不是广泛应用了宏微观经济学中阐述的基本范畴和定理？再翻翻国内主要的经济学专业期刊，有多少论文尤其是研究现实问题的论文，不应用宏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凡是进行实证研究的，更是多少要用到一点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当然，有人对此很不满意。

有人说，宏微观经济学源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与中国国情不一致，不能用。任何理论都是抽象，要求它与某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实际丝丝入扣，是不可能的。美英德法日的实践尚且与宏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有不少差距，更何况中国呢？

有人说，它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总结，带有其价值判断、制度偏见，不能学。中国要有自己的宏微观经济学。这个意见真是对极了。说实在，本人可是连做梦都想呢。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它？众所周知，中国从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不过15年，至今仍在形成之中。没有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就不可能写出中国的宏微观经济学，这是学界常识。天才如马克思者，尚且要根据数百年发展成熟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方能写出《资本论》，何况我等愚钝顽劣？目前既然还写不出，大学生们又嗷嗷待哺，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借米下锅。更进一步说，要写出中国的宏微观经济学，不仅需要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进行总结，也需要借鉴世界范围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成果。为了形成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至今仍在虚心地学习、借鉴国外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国的宏微观经济学，难道就不应该老老实实地学习和借鉴现在国际通行的宏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真正弄懂它，而后与实践相对照，看看是否适用于中国，行，就接受下来，不行，再扔掉它，自创新法也不迟么？

至于计量经济学，只要略微懂得一点实证研究，概率归纳在知识增进中作用的人都清楚其作为经济学基础课程的必要性。

如果承认宏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经济类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将三高列为国内经济类研究生必修课程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须知国外大学经济系里，本硕博三个阶段可是分别开设了中、高级宏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级课程的呀。中国的经济类研究生应该在国内也有接受同等学术训练的条件，不然何以如前贤所期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呢？[2]现在不是不少国内大学都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的目标了么？“国内一流大学”的经济学院系是不是一定要给研究生开出三高，好像还不好说，可是，“国际知名大学”的经济学院系如果还不能像国外有经济学研究生项目的一般大学那样给研究生开出三高，恐怕真是要因此而大大知名一回了呢。

60年前，胡适先生就期望：“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内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第一条就是：“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3]我以为，此前大可不论。从2007年算起，如果再过十年，中国大学还不能在经济学方面充分担负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需要年年派研究生到国外学习三高之类的基本课程。还真是应了胡适先生近百年前的激愤之言：“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4]

可惜，不能不承认，目前国内招收经济类研究生的大学甚多，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开出三高。除不想者外，暂时条件不具备的也不少。以此论之，三高并没有热到应有的程度。革命既然尚未成功，同志也就仍需努力。

当然，也可能有些学校合格师资不足，勉强开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确实也难。这固然不好，但是，凡事均宜两下看。“赶时髦”不正说明他们认识到了应该开设三高，这至少比连开也不想的要强一点？现在师资不具备，开不好三高，下气力培养、引进，问题总是有望解决。最怕的是主其事者至今仍认为三高没有必要开设。

开三高，师资是第一要务。理论上说，在欧美大学受过系统训练的海归博士自然是理想人选。但是，毕竟归来者寡，不能满足需要。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论，目前每年招收硕士生400人以上，博士生约80人。即使每个班80人，需要同时开六个班，仅硕士生级别的三高课程就18个班！[5]如果都要由海归博士承担，就要18人。虽然说来惭愧，但却不必相瞒。不要说四年前，就是今天，鄙院也找不齐这18人。因此，我们只能依靠国内培养的师资当纲。[6]当然，这些教师大部分都曾访学海外，学过这些课程——其实，开三高者，也未必都要有人授过业。我读研究生时，教计量经济学的是当年厦大数学系主任。他用J. Johnston 编的Econometric Methods做教材。先生的计量经济学当然是自学的，但是教得极好。我至今仍顽固地认为他是教这门课的最好的老师之一。试想想，他居然可以空着手走进教室，滔滔不绝地一路推导下来，不但逻辑清楚，而且语言幽默，时常令人捧腹，以致我等文科出身的也觉得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悔恨当初怎么没有去报考数学系！下课铃响，先生刚好告一段落，扔下粉笔走出教室。那风度，真是潇洒极了——我们以为，硕士生的三高，尽管有一定难度，但基本上还是依据教科书教学。只要教师能够掌握教材基本内容，熟悉相应参考文献，认真备课、教学，大致可以胜任。要求精通三高，才能教学，至少目前，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学问之事，从来是越深入问题越多，天下有谁敢自诩精通哪门学问？难道因此就不教书吃饭了？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自2004年起，在研究生中统开两级三高，列为学位课程，规定各专业必修。学生看法如何呢？2005年夏天，学院研究生会就此组织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尽管这些课程当时是第一次开设，教学组织、教师水平以及学生思想认识都有待改善，但是，学生的评价还是令人欣慰的（见表1）。

学生对于国内教师授课的满意度大多数也都高于70%（见表2）。博士生的三高，开始是请海外教师承担的。他们都是在海外大学多年讲授这些课程，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的华人学者。博士生先后修了硕博两级三高课程。他们对两者的满意程度，总体上十分接近，具体课程互有上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这些国内教师尽管年青，教学经验和专业水平都有待提高，[7]但是，讲授硕士生的三高课程，还是大致胜任的。

当然，学生认同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得看教学效果。考试成绩当然需要关注。很遗憾，我们的考试年年都有一些同学不能及格，有时比例还不低。但是，这似乎不能证明什么。在大学里，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过：学生没有学到什么，高抬贵手的教师为了皆大欢喜，统统给予及格分数。因此，更为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学生是否真正从课程中学到了一点东西？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自2005年起对博士学位论文实行100％双盲评审制度，2006年建立全国专家库，用软件随机抽选评审专家。[8]2006年答辩的是统开三高之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2007年答辩的是统开三高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两届博士的其他培养环节一样，学位论文的评审专家库、抽选专家的方式也完全一样，结果如下：

这虽然不是可重复的受控实验结果，但是，还是大致可以说明：开设三高，大有好处。

其实，开设三高，又何止惠及了学生？四年来，通过讲授三高课程，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得到了锻炼，不仅开了新课，提高了教学水平，而且促进了研究。最近，这个群体里的一些教师已经开始在海外学术杂志、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应邀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研究了。

不过，本人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博士生们近来做的论文，倒弄得有点看不懂了。

其实都知道，目前开设三高课程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并非所有的博士生都有志于学术研究。在职生中，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的大多志在学位而已。他们公务、商务繁忙，不能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遵守正常的学习秩序。开设三高，确实有点难为他们。他们大多又具有一般博士生所没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相对而言，大学教师，甚至院系领导，还真是弱势群体！但是，如果不能坚持基本的教育质量水准，统一的学术训练要求，相同的考核标准，规范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提高研究生质量，就是空话。

我以为，要规范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固然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就教师和院系领导而言，还是别无他法，只能靠硬着头皮顶住来坚持教育质量标准。其实，只要不眼馋嗟来之食，不招官员生、老板生，于公于私都有利。于公，有利于维持大学正常教学秩序，规范培养机制，提高培养质量；于私，留得一份清高和体面，免使自己成为不合格学生的人质，将来为把这些学生送出门去而大费周章，丢尽脸面。以此论之，开设三高课程恰恰是个好办法。君若不信，请看理工科。他们也招博士生，怎么就少有此类学生上门呢？课程难，实验要求高，不脱产就完不成学业。因此，有心拒绝混文凭者，把课程难度提高到与理工科相同甚至更高，不就自然门前冷落车马稀了么？这里顺便说一个本人亲身经历的故事。厦大在某地虚拟大学园区有一机构，过去也在当地招收博士生，异地在职培养。经管法是三大热门。当地官员、老板趋之若骛。2004年我们开设三高之后，要求经济学院博士生必须在校本部完成两级三高课程，那些希望在异地在职培养的自然做不到。有关机构希望网开一面，说是招收在职生有利于争取办学资源，短期培养“杰出校友”。我们表示：如此无法向校内学生交代。最后校领导一锤定音：你们就别打经济学院的主意了，他们现在的研究生课程难度已经跟理工科差不多了呀。从此经济学院不再招收异地在职培养博士生。当然，我们也就因此免去了做某些“杰出校友”导师的“殊荣”，无论出门还是在家，都会比较地寂寞。虽然现在厦大经济学院还有少部分在职博士生。但是，四年过去了，包括全体在职博士生在内的所有科教类研究生在三高课程学习和考试上，都是一视同仁的。每年考试都有一定比例的学生不及格。不及格就要补考。课程没有通过，就不能提出答辩申请。毫无讨论余地，至今也还没有人找我们讨论。看来，有些事只要你想做，硬着头皮做了也就做了，而且从此耳根清静。

宋人杨万里诗曰：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诚斋此诗，向有定评。惜哉略显丧气。在下斗胆，打油凑趣：莫道山高路难行，万山自有万山景；行到江流入海处，满目青山别样晴。小子无状，唐突前贤。杨公地下有知，幸勿见怪见笑。

尾注：

[1]硕士生的高级宏观经济学（一）、高级微观经济学（一）、高级计量经济学（一）和博士生的高级宏观经济学（二）、高级微观经济学（二）、高级计量经济学（二）。

[2]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教育文选》，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3]同上。

[4]胡适：《非留学篇（一）》，同上书，第1页。

[5]每年新生入学不久，我们举行博士生的硕士三高课程通过性检验，凡没有达到厦门大学规定的硕士三高训练要求的博士生都必须补修。

[6]他们基本上是中青年教师，年龄在30－40左右，职称多是副教授和讲师。

[7]随后的数年里，我们将他们陆续送到海外继续进修，目前他们中的部分已经准备承担博士的三高课程了。

[8]这个专家库包括了全国各大学、研究机构的600余名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此外，厦门大学规定，本校教师不参与博士学位论文盲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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