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直是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当年日军入侵中原，作为留平教授，文化界倾力劝其南迁，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号，可见其文化地位。然而，周作人还是呆在沦陷区，并担任伪职，令文化界一片哗然。于是，冠上了“附逆”“汉奸”的头衔。关于这一段历史，历来争论不一，解放后，周作人也曾亲自致信周恩来总理，作过诸多解释，却难以抹去留在人们心中的污点。而其兄鲁迅，一直以来作为民族英雄，流传不朽，真是奇怪的事啊！兄弟俩念私塾，读古书，进洋学堂，后东渡留学，几乎一样的经历，而命运如此不同，实在是性格不同所致，也无怪乎后来兄弟反目成仇了。周作人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人，性情温和，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著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扩宽了几种文章的领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

     然而，我敬佩鲁迅，却亲近周作人，这是套用鲁迅评价胡适，陈独秀与刘半农的话。鲁迅人如其文尖刻犀利，除了自己谁都骂。而周作人自始至终，表现的是一种平和宽容的美，这种美溶入其散文，便是平和冲淡的风格。周氏的散文一般为闲话式的，“大至宇宙，微如苍蝇”，无所不谈。后来林语堂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小品文刊物，似乎借鉴了不少。周氏的散文以文人的情趣格调为基础，因而欣赏其文也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般的人慕名来读，开始一定失望至极，认为象白开水一般平淡无味，闲得无聊。然而，等你稍稍深入散文这片田地之后，再回头来读周氏的文章，便会发现一种不可言说的美，正在其平淡闲适之间。

     周氏的散文，大多创作于二十年代，如《初恋》，《故乡的野菜》，《苦雨》，《谈酒》等。譬如《初恋》，在似与不似之间，正是初恋的特征，并且道出了当时微妙的心理感觉。宋姨太太说阿三那小东西不是好货，将来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周作人当时听了心里想着：她如果真的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后来阿三患霍乱死了，周作人听了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这正是孩子的心情，至少，阿三不会做婊子了。《故乡的野菜》以妻在菜市场买菜看到荠菜，回忆起故乡的野菜，这些都是极平常的事情，然而经他逐一介绍，串以民歌俗谚，点缀乡间风物，却有一种自然朴实之美，令人也想起自己的故乡来。《苦雨》是给周伏园的书信，记述北京近日多雨的天气，自己很不喜欢，听不惯雨声，因为屋漏，又担心书被淋湿，睡不安稳。然而这种苦也是淡淡的，称不上厌恶。他还谈及小孩子们的喜雨和青蛙的叫声，其实还有几分喜雨的新鲜意思呢！《谈酒》一文中，自己虽不会喝酒，却是感兴趣的，因而也要说一说，以其“微薄”的经验，感觉喝酒的乐趣在当杯的一口，谁又能说不是呢？对与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周作人正是以这种平淡的风格，开拓了散文的意境，他以艺术的眼光来品味生活，抒发独特的审美情趣，大有明清“性灵”小品的味道，是艺术化的美文。

     在文艺观上，周作人与鲁迅几近敌对。他认为文艺是个人的事，客观的影响社会，但绝不是万能的救世药，没有功利性。然而，尽管不愿牵涉政治，却终被时世所牵连，致使数十年来人们不敢问津。不过，在那样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周作人躲在书房里不问世事，实在不应该。他那时的散文，所谈及花鸟鱼虫，闲适消极，逃避现实。然而其趣味性，在今天这样的和平年代，却是很好的消闲品。这种文章表现的是一家之言，有很强的个性魅力。如《苍蝇》一文大谈那脏东西，小时候有点喜欢，现在讨厌，客观予以评价，还谈及古今中外对苍蝇的态度，很长见识。

     周作人的散文还有另一类，笔记式的。他曾写过回忆录，其中记述人物的最为出色。他回忆北大红楼内外的名人，有些是自己熟悉的，有些连面也没见过，单凭传说，所记也大所是趣闻轶事，言语诙谐，却很能传达人物的思想精神，表现了幽默的一面，在周氏的散文中并不多见 。如记述刘叔雅善骂的特点，关于中医的：你们骂中国的中医，实在大错而特错，要知道在现今的中国，有多少的遗老遗少，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而他们的性命全掌握在这一班大夫手里，所以，你们怎么好意思去骂他们呢？

     总之，周作人的散文是纯粹的，自由的，无功利的艺术品。我相信，这是一种超越阶级的文字，能得到长远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