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旨在加强历史理论研究，下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思潮、中国通史、国家治理史、中华文明史、中外文明比较、海外中国学九个研究室，在学科设置上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和长时段研究。为便于大家及时掌握学科研究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加快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历史理论研究所拟按照九个学科（研究室）的设置，逐年就历史理论领域的研究状况写一综述，包括就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评析。因时间仓促，2019年度综述重点聚焦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学科，不面面俱到；作为首篇综述，稚嫩之处在所难免。希望通过不断摸索，大家群策群力，把这项工作越做越好。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这不仅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最根本的遵循，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南。
《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推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笔谈，邀请历史学工作者根据贺信精神畅谈对历史研究的看法。史学界在认真学习贺信精神的同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新的春天已经到来，并展望了新时代的史学研究方向。如张海鹏认为，要集中精力探讨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组织力量编写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奠基性史学著作，同时把培养史学思想家提上日程。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强调：“真正的史学研究必须有思想、有灵魂、有立场，照抄照搬、拾人牙慧是没有出息的做法。只有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用中国的话语阐释人类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与国际主流学术展开对话和交流。”他还指出：“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高希中认为应该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中挖掘和提炼中国自身的历史思想、历史理论和历史智慧，展现中国历史的文化根脉、思想根源和精神气韵。这不仅能够推动当今历史研究的发展，而且能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智慧，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中国文化的借鉴。姜华有认为，历史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看待历史,正确评价历史，善于借鉴历史。学习掌握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对于树立历史眼光，借鉴历史经验，化解当今国家治理中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内涵非常丰富，也存在较大争议，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于沛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历史认识论及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思想等。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引着中国历史科学的现实和未来。新中国历史学迈出的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开始的。”他还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做了分析，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在19世纪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容和这一新的世界观的阐发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内容，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前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张玉翠总结了国内学界近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指出：“有的学者将马克思历史认识论作为对抗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学说冲击的堡垒；有的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进程；还有的从理论运用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的依据。”
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自然要结合中国历史状况加以考察，故格外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瞿林东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反思、新前景等角度讨论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跨越，认为新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成果的积累、队伍的壮大、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就。于沛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历史理论在中国形态的构建过程后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是指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非‘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历史理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过程，亦即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过程。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实践，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学术史。”张艳国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后指出：“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标志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总体上看，百年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成就最大、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卜宪群则总结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史学工作者自觉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体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探索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服务党和国家事业等问题上，取得突出成就，也留下一些教训。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孙太白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运用唯物史观长期钻研史料、与中国史实相互结合的学术集成。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就其实证性而言，是无法实现中国化的。”因此，可以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郑大华考察了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转向，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进程从开端、拓展到深化的推进，以及七七事变后要求历史研究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历史要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基础上，开始向‘民族化’转向。”左玉河分析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认为这场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著作），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动力及历史的连续性，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峰则指出：“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深刻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失，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和作用都产生了全新认识，呼唤出史学改革的全面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史家，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必然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自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吴兴德考察了李大钊社会形态观的形成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指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李大钊在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时,集中介绍和评判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社会形态理论，借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在此过程中,李大钊的社会形态观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周鑫考察了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认为：“侯外庐从翻译和研究《资本论》中所获益的，不仅仅是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知与理解,更在于思维能力与研究方式的训练，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能力的提升，也为侯外庐驾轻就熟地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徐国利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古代史学通史家风的批判性继承问题。赵庆云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一书从史家史学、理论探讨、学术活动三个方面，考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相关问题。他的另一部著作《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个深具典型意义的史学研究机构切入，探讨了“十七年”间（1949—1966）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古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对郭沫若史学做出了评论。何刚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蓬勃生命活力的生动写照。此外，2019年是白寿彝诞辰110周年，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等人在《史学史研究》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上发表相关纪念文章，述及白寿彝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样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初庆东对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阵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英国历史，力图恢复英国人民激进的政治传统，为英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服务，为赢得“思想领域内控制权的斗争”而不懈努力。在争夺思想控制权的斗争中，历史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梁民愫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博瑟姆的女性主义史学叙事，认为：“罗博瑟姆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女性主义史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的叙事范式与内涵主旨都格外突出，彰显了鲜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特征。”英国教授里格比（S.H.Rigby）著《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全面探讨。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史学编纂》(段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则收录了八位英国史学家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研究的文章。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正如参加《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的学者所言：“目前历史学界很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历史研究，尚不能客观、冷静而平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很小，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几乎处于学术空白状态，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断‘下沉’。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主要局限于几个重要史家的史学文本及其学术思想的梳理和评析，作为‘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则不多见。”
唯物史观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辨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自然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关于唯物史观的内涵，吴英认为：“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界定存在某些偏颇，亟须纠正。从社会形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三个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界定同史学界运用这些界定考察历史和现实进程所产生的抵牾，由此提出，史学界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合作，在对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更深入和系统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事实,重新建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以提高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围绕唯物史观之“唯物”概念，赵磊认为，事实这个范畴首先是感性的，是人们通过感官所能够感觉到的客观现象，事实包含了真相，但不等于真相。这种认识是对人们观察所认定的事实概念的更新，颇具新意。
自然力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孙要良指出，自然力过好或过差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优越的自然环境客观上则有利于提高资本的生产率。他的专著《资本逻辑视野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依托文本，不仅对唯物史观自然力问题做了深入剖析，还以资本逻辑为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传统概念、范畴、原理，富有启发性。张一兵则以为，马克思的原始文献中没有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说法，而是谈的社会定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见解值得注意，应该深入发掘。此外，陈元明对唯物史观中“决定”涵义的探析、马建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的考察，都有代表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仍然是考察唯物史观形成与发展历程的主要途径。李厚羿著《唯物史观的肇基之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通过对《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揭示了这三部经典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建过程中的贡献。任帅军、杨寄荣对《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即经历了从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之过程。田鹏颖、姜耀东则从恩格斯晚年的五封书信入手，认为恩格斯这时期的工作是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上全面理解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科学发展了马克思，在基本观点上捍卫了马克思。
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研究同样引起学界关注。焦佩锋的《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人民出版社）与董振华的《创新实践与唯物史观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两部著作，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桑明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三个根本性方法，即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它们分别对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中的基础性方法。吴晓明则指出：唯物史观的普泛性影响很大程度滞留于原则或原理的表面，即使在许多唯物史观的赞同者那里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一刻也离不开它的具体化运用。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发展，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与功能、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文化三个方面，系统探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问题。张旭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接受的密切关系，指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唯物史观重视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在逻辑上优先考虑与经济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社会因素。”“唯物史观在探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社会演进的根本原因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在现实层面上印证了这一道理，从而使之更具合理性。”乔治忠则强调：“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壮大之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唯物史观获得较为系统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坚定、学术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新的史学理论推行和建设的中坚力量。”如何推动学者们自觉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好唯物史观，仍是学界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就必须对违背唯物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和评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为此，《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作为历史理论研究所所刊的第一期，专门组织了一组“历史虚无主义解析”专栏文章，分别是夏春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左玉河《“魔鬼”还是“天使”：帝国主义侵华“有功”论辨析》、吴英《驳中国非社会主义论》、高希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容否定》及韩炯《因果解释的迷失：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批判》，从学术和理论层面深入解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深化了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本质的认识。
于沛从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入手，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以“解密历史”“还原历史”为名，对客观历史事实“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抽象化，去“重写”所谓“价值中立”的历史，违背了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尽管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和内容不一，但都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都是唯心史观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杨军则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三个新表现：“借助大众娱乐恶搞、消费历史，扰乱社会公众的历史认知”“以‘精日’言行颠覆历史记忆、消解民族尊严”“以‘纪念’改革开放之名歪曲改革开放的性质、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陈元明的著作《历史虚无主义对西南地区大学生思想的影响研究》则以西南地区大学生群体为研究个案，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和蔓延的背景、历程及其核心观点、实质。
夏春涛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和主要特征，将其危害概括为三个方面：传播错误的历史观，颠覆了历史，否定了现实；严重扭曲了价值观；严重败坏了学风。他还在某次会议中提出，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首先要把概念搞清楚，避免泛化。有论者将历史虚无主义追溯到民国初期宣扬“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还有人说，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是十分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夏春涛认为，这是“左”的错误倾向的表现，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指右的错误倾向，特指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重点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高炳亮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抢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话语权和领导权、用错误的民族观取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用错误的国家观取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用错误的文化观取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严重地销蚀人们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谢礼圣则认为：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本体论上固守偏执的唯心主义立场、在历史认识论上带有强烈的不可知论色彩、在历史价值论上鼓吹历史评价的多元性，因此终将陷入虚幻的价值虚无主义。他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了历史进步的观念，加剧了历史认知的碎片化，助推了历史的娱乐化，阻碍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如何坚持唯物史观并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界在学理、思想和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张政文从历史书写和历史阐释的角度提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为价值诉求,充分整合并吸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优秀理论资源,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展示史实的真实现场,澄明思想的演进谱系,回归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从而在当代历史书写中真正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张有奎认为，针对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认知教育；针对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教育；针对政治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依法严厉打击。冯兵、关浩淳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一切从史料出发”，要求研究者要尊重材料、尊重历史和当时的客观实际，不能本着为我所用的目的去“割裂史料”、任意解释历史事实；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利用意识形态化的言语来批判，写出材料扎实、逻辑严密而有说服力的历史作品更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手段。高希中对克服文学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提出两条建议：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坚定文化自信。丁辉、陈奕锟主编的《历史虚无主义研究与批判》一书，从虚无主义在西方和东方的演化历程、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在现实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主张以发现其理论软肋、解构其理论内核，完成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
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反思性成果。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比较研究与史学、史学的体与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等问题。卓立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进程，认为其主要成就是历史认识论的理论范式。他主张走出历史认识论，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能为后认识论的史学理论提供助益。乔治忠指出，民国时期的史学家被夸饰为几近完美的学术大师，并称那样的“大师”以后不会再出现了，这种认识违背了历史事实，包含有非学术的情绪。庞卓恒认为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存在一大教训，即不从马克思原著全面理解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和原理，而是人云亦云地相信某些被认为简单明了的论断就是“规律”或“原理”，而那些“规律”或“原理”就连各派分期论者彼此之间也无法互相说服，更无法令“圈外”学者赞同，由此产生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即20世纪90年代后几乎再也见不到人们谈论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期问题。
学界围绕史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进行了积极探索。陈其泰在论及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时强调，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加强理论创新、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围绕中国史学史体系构建问题，他指出，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所在，应当加强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杨艳秋认为，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我们要在检讨与自省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由此构建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刘开军则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它从先秦酝酿，到明清时期成熟，具有鲜明特色。廉敏从古今比较视角考察了当前史学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指出：“现行若干史学概念无法反映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反衬出当前史学理论的碎片；当前史学理论缺乏一个足以媲美中国传统史学中‘史义’的对应概念。这些问题既阻隔了中国史学的古今联系，又不利于中国史学理论走出一条反映中国事实的道路。”此外，王学典有关历史理论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思考，张涛对历史证据与理论关系的剖析，沈培建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学术负面影响的分析，都富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本土化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成为中国学术界引人注意的方向性变化。对于本土化趋势的动因，郭震旦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崛起为学术本土化提供了强大动力；知识论的发展破除了西方理论的神话，为本土化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撑；意识形态的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和深厚深沉的历史意识。中国历史应由中国学者自己书写，中国历史学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同呼声。马敏以现代化理论为例谈及该问题，他认为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但绝不可以盲目照搬，必须实现突破和超越。第一，持续推进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第二，进一步聚焦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第三，正确理解现代化史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第四，积极面对新时代、新使命的挑战。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从中国本位出发研究历史。王学典指出,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将西方理论和经验生搬硬套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在诸如中国社会形态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本位出发已渐成主流。把“中国史”从外来研究模式中搭救出来,脱掉长期穿在中国历史躯体上不合身的“西装”,可以说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史重返故土”的历程在未来若干年将会在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内展开。由此可见，学界在研究中越发有意识地打破“西方中心论”，积极贯彻中国本土思想，体现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观念。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陈其泰和张峰回顾中国史学史走过的70年历程，将70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十七年是史学史研究的探索与奠基阶段；1978年至1999年是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奋进阶段；2000年至2019年是史学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他们总结了史学史研究70年取得的成就，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论探索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有力推动；贯通研究与断代研究相结合；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近现代史学史研究方兴未艾；资料建设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田志光等研究了两宋史家的修史观，指出：“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姜萌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分析了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即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李政君考察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域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指出：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周少川则关注了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指出：“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
2019年还出版了一些探讨中国史学史相关问题的学术著作。董成龙著《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解读了司马迁《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胡逢祥等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商务印书馆），以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演变为主线，详考近现代史学思潮之流变，述论其对史学发展之影响，揭橥史学研究诸要素的兴衰递变，铺述史家流派相关活动及成果。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的考析与评判》（三联书店），选取关乎中国史学史研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学术论文，意在展现作者有关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大组成部分的主张，对中外史学的异同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史学界的一些定论提出了新看法。周文玖《史家、史著与史学：中国史学史探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