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武老师给我的回信，1993年9月
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专业课是“金文研究”和“《说文》与古文字字形”，授课老师分别是吴振武老师和刘钊老师。“金文研究”主要是读《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所收录的金文拓片，形式是由本专业的学生读拓片并做解释，吴老师进行点评和补充；“《说文》与古文字字形”课则由刘老师讲解《古文字类编》所收录的字形，如果释字有误，则随时加以辨析。这两门课准备起来都不轻松，读《铭文选》不能只讲书上的注释，还要充分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能加以裁断取舍。“字形课”每两次课要考一次试（一般两次课会讲100页左右《类编》），看看对《类编》所收字形的熟悉程度。当时一起上课的除了同届的董珊兄，还有准备考博的徐正考师兄。正考师兄聪颖过人，“字形课”每每拿高分，令人羡慕。有的时候“金文课”准备得不够充分，做过功课的拓片数量明显支撑不到下课了，我们就会怂恿正考师兄在课间多跟吴老师聊一会儿天，以免露出马脚挨老师批评。第二个学期的专业课是“甲骨文研究”和“战国文字研究”，授课老师分别是汤余惠老师和何琳仪老师。汤老师上课主要讲郭老的《卜辞通纂》，读拓片和讲解都是老师一个人完成；何老师上课主要以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为基础，讲解其中的战国文字和传抄古文。何老师上课经常提问某一个字的上古音韵部（看前面侯乃峰兄的访谈，这一习惯也带到了安大的课堂上），也是逼着我们尽快熟悉上古音。虽然经常有答不上来的尴尬，但经过这一番训练，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硕士研究生期间，我还做了两件自认为对我成长很有帮助的事情，一是刘老师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准备在台湾出版，老师看我的字还算工整，命我手抄一遍书稿。我断断续续差不多抄写了一年时间，这当然也是学习的过程。通过这项工作，我对古文字学的认识无疑大大提高了。另外一项工作与何老师的《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有关，当我入学的时候，何老师这部大书的编纂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蒙老师不弃，让我通读一遍书稿，并做一些校对工作。那段时间我一般两周到何老师家去一次，除了取需要校对的书稿之外，还听老师讲一些治学心得以及学林逸事，然后老师会在附近的饭店请我吃一顿午饭。我读书的时候，生活很清苦，老师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改善一下生活。
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留在古籍所工作了。第二年，又考取了吴振武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吴老师当时承担较为繁重的行政工作，但每周一的上午还是给我们几个新留校的年轻教师和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开个小灶，大家或聆听老师讲研究心得和治学经验，或轮流介绍最近的读书和研究情况。中午的时候老师会请大家在学校的小食堂改善一下伙食，师徒言笑晏晏，精神和物质食粮都获得大满足，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时光啊！
博士毕业之后，我向老师提出要到北大跟裘先生做博士后，当时我们研究室只有四个人，我一走，势必会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2002年10月份开始，我到北大跟随仰慕已久的裘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开启了求学生涯另一段难忘的旅程。记得第一次到裘先生家里拜访，裘先生希望我以博士后大师兄张涌泉先生为榜样，做一点成绩出来。涌泉师兄之前虽未曾谋面，但对他在两年时间内完成百万字巨著《汉语俗字丛考》的光辉事迹还是有所耳闻的。从裘先生家出来，顿觉步履维艰、压力山大。最后完成的出站报告当然远远达不到裘先生的期许，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对不起裘先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与白于蓝、陈剑、董珊、张富海、宋华强、李若晖、陶安诸兄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白于蓝、陈剑、董珊诸兄不仅学问好，酒量也好，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鸡毛小店一边喝酒，一边谈学问，可称得上是激扬文字、逸兴遄飞。以上诸兄在学术上勇猛精进，一骑绝尘；我则瞠乎其后，艳羡不已。
0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我目前主要从事战国简帛方面的研究，尤其侧重古书类战国竹简研究。我在到北大做博士后之前，曾向吴老师请教博士后报告的选题方向。吴老师建议我做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方面的研究，这一选题既能紧跟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所谓“预流”），又可在传统字词研究之外另辟蹊径，为我今后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北大读书期间，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已公布的郭店简和部分上博简可能存在国别和地域方面的差异，李学勤、周凤五先生曾做过很好的探索。有一次我和白于蓝师兄去李家浩老师家拜访，李老师又当面向我们指出，他认为上博简《缁衣》可能是鲁国抄本。这些线索促使我深入思考有关战国古书类竹简的国别问题，并最终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博士后工作报告的核心内容。当时学术界对于战国简国别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理论和方法还很不成熟。周凤五先生结合典籍中关于“蝌蚪文”的记载，主要从书法风格和竹简形制两个方面对郭店简进行分类。我对当时公布的郭店简和上博简形制进行了全面统计，发现战国时期古书类竹简的形制具有较大随意性，尚未形成制度，难以单独作为竹简分类的标准。而书法风格又较难界定和把握，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困难（后来我对清华简《保训》篇的书法风格与国别特征做过一点研究，算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但《保训》篇书法风格与三体石经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一望而知的，这样的特例恐怕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是以竹简文字的形体特点和用字习惯为标准，论证了郭店简和上博简部分简文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后来又有学者在清华简中发现了一些具有三晋文字特点的抄本，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了解战国时期古书流传和学术分布的情况。另外我对战国竹简的字迹、书手以及古书载体与传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也做过一点研究，还曾参与过所谓“阅读习惯”问题的讨论。回顾这些年自己的研究兴趣，可以说经常在古文字研究的主战场——字词考释的外围打游击。
战国竹简研究，考释字词和疏通文义当然是基础。但目前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解决起来相当困难。有的时候甚至需要突破一点常规，发挥一些想象力，才能准确命中目标。这中间的分寸很难拿捏，非常考验研究者对字形的敏感程度以及对文义的准确把握。除了字词考释之外，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的年代差异，揭示出一些简文有所谓“存古”现象。国别问题是共时差异，存古现象是历时差异，两者相结合，可以形成立体的战国竹简研究视野。另外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中有一些生成年代比较早的文本，如《封许之命》、《摄命》等篇，其体裁和格式与西周金文有密切联系，为探索早期《尚书》类文献由文书向古书的转变，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这其中涉及载体、用途、阅读者等一些列复杂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另外像清华简《系年》、《金縢》等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信息与传世文献所记往往存在差异，从中不难窥见早期历史曾存在多个自洽的叙事系统，如何厘清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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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