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了。提到高考，很多人都会想起古代科举考试。

自隋唐时期确立科举制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五六百位状元，其中不乏我们熟知的人物；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田园诗人王维，是状元；

“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南宋最后一位忠臣文天祥，是状元。

他们都曾在科考场上大展身手，后再官场中也颇有一番作为，还能留下多首名传千古的诗词。

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可以说是古代封建社会下所有学子的最终梦想；而能成为状元的人，各个也都是人中龙凤，是全国科考后，万里挑一选中的人才。

那既然“科考”和“高考”只差一字，两者似乎总有些相近之处。

那么到底是科考难还是高考难？哪种考试更简单些？

古代状元的水平，放到现在参加高考，能考上什么水平的学校呢？

首先咱们要明确，“科考”和“高考”是无法平等对比的。

两者适用的社会环境不同，选拔出的人才类型不同，考察知识内容更是不同，归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考察的知识内容详细分为语数英、理科类的物化生和文科类的史地政，加上音体美和信息技术，可以说考察内容面面俱到。

网络上一度有戏言称，高三时期是一生知识储备最丰富的时候。

为了备战考试，这时候的孩子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算正反比例函数，能把《离》倒背如流，能在操场上狂奔八百米眼前不冒金星。

但这背后不是简简单单一句“高考加油”就做得到的，他们付出的汗水和努力，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无法共情的。

十几岁的孩子，要靠自己的成绩分数换取未来，每天沉浸在书山书海中，不学习就是犯罪，想放松就是偷懒。

他们要在自己未成年的时候，为自己余生几十年的生活负责，前路漫漫，什么才能说了算呢？

但自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高考就成了无数孩子扭转未来最重要的途径，也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最直接的方式。

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同，经济条件也不同，出生时似乎就被拉开了距离。

但凭着自己满腹知识，他们考出满意的分数，进入理想的大学，为自己将来就业与深造铺垫台阶。

高考分数高的孩子，更有机会进入优秀的大学，毕业后能接触到大城市工作机会。

原本他们一生接触不到的高薪岗位，因为出色的成绩履历，近在眼前；

分数中等的孩子，有些会选择学习技术手艺，将来靠双手吃饭；

还有些会选择排名中层的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工作，能和家人常常相伴，过着熟悉踏实、健康安稳的日子。

但无论哪种，都没有优劣先后之分，所以说到底，现在的高考只是一场考试，决定不了人生的高低深浅。

高考后的生活，也只是不同人生的呈现方式，都是我们光明灿烂的一生。

那古时科考呢？被称为“大魁天下”、科名中的最高荣誉的状元，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

一提起科考，大部分人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的名字，大概还不是哪位春风得意的状元郎，

而是那个痰迷心窍，满大街跑还挨了一耳巴的范进。

《范进中举》历来都是语文课本中大家取笑的人物。

笑他一把年纪还在考试，连个“举子”都没够上；笑他点灯熬油好容易中举，结果又乐极生悲，差点成了个傻子。

但我们的嘲笑是来自现代人的思维，现代人如果考上事业编制，那当然是阖家欢乐的好事；

考不上也不耽误过日子，上班读书做生意，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日子都能过好。

但当时的范进处在封建社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把“读书”和前途无量、光宗耀祖与之挂钩。

除了极少数的达官贵族，读书考功名，是当官做宰、成为人上人的唯一途经。

这就是为什么说“科考”与“高考”是无法进行比较的根本原因——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为了选拔出合适各自国情发展、采取人才采取的筛选方法。

封建社会里，人与人是真的存在三六九等的。

科举之前，古代干部选举制度无不强调血缘，难逃宗法家族的范围。

如汉朝提拔人才采用的察举制，先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因选人权在这些地方长官手中，难免就有众多的“关系户”。

亲朋好友成了推荐的对象，甚至会有贿赂买官的现象，这也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正式设立科举考试，期望通过科考把真正有本事的人才选拔出来。

在当时，这一理念可谓打破了“世袭制”的传承，真正给了寒门学子上进的机会。

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民间的有才之士，是封建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基石。

自隋唐至晚清，千年历史中，科举制给予了读书人参与治国的上升通道，选拔了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平民子弟入朝为官。

从一定层面上来说，这就是当时改变命运最直接的方法。

考上进士就能做官，就能踏足政坛，摆脱贫民家庭一跃成为“大老爷”，一生享不尽的尊贵。

这样说当然太过绝对，不是所有通过会试的考生都能如此。

但在社会大环境下，这样拼命考取功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逆天改命”做大官。

然而在古代考试和现在考试科目大不一样，想在这一次次考试中拔得头筹，并不是容易的事。

这些“考试”也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光是门槛就能淘汰掉一大批人。

不同于现在孩子们的义务教育，古代的孩子想要读书，那可真不是件容易事，能认字就是第一个门槛了。

除了高门贵族能让孩子从小读书识字，平民如想读书，那就只能花钱找私塾，一般也只有“小康家庭”消费得起，真正的寒门怕是连老先生的束脩都交不起。

交了学费，念些什么书呢？

科举考试主要考《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其中《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合计起来，共有401179字。

这40多万字，全都要背熟精通，烂熟于心。

此外，还要看大量的注释和其他非读不可的典籍、史书、文学书籍等。

背完这些书，也不意味着就能上考场——不同于我们认知中“名句默写”等题型，科举制度考察的，是真正才气横溢、有匡扶社稷的理想抱负、能透彻分析问题的人才。

试题通常都是针对国情、政局的分析，而考生文章内容也不能只有华丽辞藻的堆砌。

一方面要求对文章格式进行严格的规范书写，思维逻辑清晰，言之有物，还需要文章行文流畅，一气呵成。

既能表达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同时也能用逻辑分析、道理分析，将所想要表达内容更好地呈现。

一百多年前的光绪三十年，坐在考场上的考生，面对的试题是：

“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乍一看无从下笔，仔细思考后满腹心绪又不知如何论述，还要保证在狭窄的“号房”内，厘清思绪，一气呵成，字迹工整逻辑严谨……

而想要看到这份题目，参加这场考试，也不是件易事——在古代想成为状元，就意味着要经历层层考试选拔。

中国的科举制度相当严格，分为童试、乡试、会试与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生们要从乡里走到县城，再一步步走到皇帝面前，在金銮殿前挥斥方遒。

单是第一轮童试，就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场考试，三场考试皆考中者，便可升级为—“秀才”（又称生员）。

按照历史统计，秀才录取率仅为10%左右，这通过的10%再去参加乡试，通过乡试后，就会升级为“举人”。

乡试也能通过，那就能再次参加次年春天举行的会试，这一阶段的考试属于中央级别的考试，由礼部主持，考试地点则在京师。

古装剧常出现的“进京赶考”，也都发生在这个阶段。

经过一路过关斩将，如果有幸再通过会试，那就能成功来到科举最高级别考试—殿试。

殿试又称御试，将由皇帝亲自监考选拔人才，考中殿试者会获得更高称号—“进士”。

其中，进士又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一甲，只有三个名额，按名次分别对应三大称号—“状元”、“榜眼”和“探花”。

能在全国千万考生里获得唯一的状元头衔，可想而知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

如此辛苦的层层考试，也难怪科举制度沿用千年时光里，总共才出了几百个状元郎。

这一整套的关口闯下来，成千上万的考生所剩无几。

一生为科考读书到两鬓斑白者，不在少数，也难怪当时范进考上了个举人就在家“欢喜疯了”。

古代读书人上升路径单一，古代的读书人想要走向仕途，只有科举这一种途径。

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化、注重实践能力的教育环境里，学生有很多种途径实现人生理想，。

他们可以参与出生地的高中选拔考试，也可以出国深造，或者索性发展其他的技术进入社会，也可以收取多彩人生。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通向成功的道路上一定充满着荆棘。

我们常言寒门再难出贵子，可是古人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存在着如范仲淹这样忧国忧民、内心坦荡的寒门贵子。

如今的我们应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