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06年9月1日，早上，南卡罗来纳州，拉塔镇。天上下着蒙蒙细雨，空气凉爽得有点不合时节。我们的车队共由三辆车组成，车队徐徐驶出了阿宾登庄园的马蹄形车道。这个庄园是一个只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便捷旅馆，拥有104年的历史，是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距离我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镇只有10分钟的车程。在这个古老的旅馆内，你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家具、质地精良的亚麻织品以及用印花棉布制作的窗帘，这一切无不在彰显着前几代较为富裕的南卡罗来纳州居民拥有的雅致品位。我和家人及朋友在这里吃了顿晚饭，住了一晚。在此之前，我在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格林威尔县发表了一个演讲。在那里，一位牧师祈祷上帝帮助我制定国家的货币政策。

我们驶入了301号公路，目的地是狄龙镇。最前面的是一辆当地的警车，为我们领路。如同往常一样，我坐在第二辆车后排座位的右侧。坐在我前方那个副驾驶位置上的是鲍勃·阿格纽。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勤人员，负责我的安保事宜。坐在我左侧位置的是戴夫·斯基德莫尔，他是负责维护媒体关系的美联储官员。我后面那辆车还坐着两名安保人员。

在安保团队礼貌却坚定的请求之下，我已经7个月没开过车了。鲍勃和安保团队的其他成员对我一直非常友好和礼貌，但在执行安全方案时，却是绝对不肯妥协半步的。自从我2006年2月1日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他们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曾经十分贴切地描述过身处这种安保状态下的感受。他告诉我，感觉就像被人软禁了一样，而软禁者却对你好得难以想象。这些安保人员以及摄制组人员，将伴随我此番狄龙镇之旅的始终。我小时候在镇子上四处漫步，没有人陪伴我，我还经常从家里骑自行车去图书馆，或者去我家在西主街200号开的药店。

那天早上，我们的车队向西主街200号进发。现在，这个位置是琴泰餐厅（Kintyre House）。餐厅的外墙采用的是裸露的砖块，抛光的木地板十分洁净光亮，令人感觉轻松惬意。我此番前去不是像40年前那样把杂志摆到书架上，也不是引领顾客找到洗发水或其他商品，而是去和大约20位狄龙镇的知名人物一起吃早餐，这些人主要是民选官员和企业主。我们吃的是自助餐，有水果、粗燕麦粉、带有牛排的火腿蛋松饼，以及用犹太白面包做的法式吐司。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考虑到了我的犹太背景而为我准备了白面包，但对我来说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看到那场早餐会的参与者既有白人，又有非洲裔美国人。在我儿童时代的狄龙镇，种族隔离现象非常普遍，公共厕所及饮水机都要分开放置。如果时光倒流回那个年代，那么这个镇子上的黑人公民肯定不能在这样的酒店里就餐，更不可能跻身当地领导者群体。当时，参加那场早餐会的有狄龙县的县长托德·戴维斯以及狄龙镇议会的议员约翰尼·布拉迪。我在狄龙镇读高中时，加入了学校的乐队，吹萨克斯管，而约翰尼·布拉迪就在我对面吹小号。

早餐会是“伯南克日”的第一个活动。那次狄龙之行的高潮是在狄龙县法院大楼前的草坪上举行的一个仪式。那座大楼是红砖建的，当时已经具有了95年的历史，与我们吃早餐的那个酒店隔着一个街区。我从狄龙县的县长托德·戴维斯手中接过了狄龙这座城市的钥匙，并从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桑福德手中接过了“矮棕榈荣誉证书”。这是南卡罗来纳州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我深知这份荣誉来得有点早，因为当时我刚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不久，还没有取得什么切切实实的成就。看到法院大楼前草坪的折叠椅上坐着那么多往日的同窗、邻居以及老师，我甚为动容。

那时，我已经将近10年没有回过狄龙了。我的父亲菲利普和母亲埃德娜退休之后就搬到了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市，自那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回过狄龙。我母亲是在夏洛特市长大的，我弟弟塞思一家现在也居住在夏洛特市。当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故乡，但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在进入华盛顿决策圈之后，我的思绪却时常飞回故乡。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是努力工作，什么是责任，以及什么是尊重他人。当你在华丽的政府大楼全神贯注地思考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宏大规划时，你很容易忘记自己来自哪里。因此，我这一天就给自己提了个醒。简短的仪式之后，我握了一个小时的手，绞尽脑汁地根据人脸回忆起他们的名字。

狄龙镇大约有6 500人，坐落在小皮迪河西岸。小皮迪河蜿蜒地流淌在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一片片农场、松林和沼泽地之间。狄龙镇建立于1888年，是狄龙县的县治所在地。距离狄龙最近的镇子是大约25英里外的佛罗伦萨镇。佛罗伦萨镇的人口不到4万人。在童年时代，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开车到佛罗伦萨镇看病，而不愿意在狄龙镇看全科医生，甚至连看个电影都得去佛罗伦萨镇。

狄龙镇和狄龙县都是以詹姆斯·W·狄龙（James W. Dillon）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当地的一位商人、银行家和棉花收购商，正是他带领着当地居民积极呼吁把铁路线修到狄龙。狄龙镇建立的那年，铁路打开了这个地区封闭的大门，将其与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联系到了一起。即便今天，美国铁路公司的矮棕榈号客运列车（运行区间为纽约市和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每天都会在狄龙镇停两次，只不过现在人们更有可能选择95号州际公路。现在，狄龙镇名气最大的当属“边境之南”。所谓“边境之南”，是南卡罗来纳州与北卡罗来纳州之间的一个具有墨西哥风情的景点，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商业服务区，但价格较高，对于游客而言或许并不划算。在公路两侧，可以看到很多婚礼教堂和烟花店，其中，烟花店表明，南卡罗来纳州的监管措施较为宽松。

狄龙镇火车站为棉花、烟草以及后来的纺织品提供了良好的转运条件，因此，一度为这个镇子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到2006年我回去的时候，狄龙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烟草曾经是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但在国会取消联邦价格支持计划之后，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纺织业面临着进口纺织品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因此，也在逐渐衰落。公共服务反映出当地的计税基数不断缩小。我那趟狄龙之行的三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南卡罗来纳州狄龙镇一位名叫泰西奥马·贝西娅的八年级女学生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狄龙镇，因为她给国会写了一封信，请求国会协助修缮她那破旧不堪的学校，而这也是我在40年前就读的学校。

我的家族最初正是在困难时期才搬到了狄龙，而不是搬离了狄龙。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我的祖父乔纳斯·伯南克曾经在纽约经营多家药店，但不是很成功。1941年，已经年届50的他发现狄龙有一个药店正欲出售，便决定收购下来，重新开始。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包括我父亲在内）来到了南方的狄龙。

乔纳斯的肩膀很宽，喜欢抽雪茄，脸上总是挂着一副严肃的表情，让人联想起海明威式的男子气概和自信。他为药店取名乔伯药店（Jay Bee Drug Co.），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嵌入其中。我的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都是移民，祖父出生于鲍里斯拉夫。这座城市现在属于乌克兰，位于乌克兰西部，地处与波兰交界的地带，但我祖父出生时，这个城市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祖父被征召入伍，加入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军队。虽然他讲出来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他似乎是一名军官，但其实他只是一名下士。他被派往东线战场之后，被俄国人俘虏了，送到了西伯利亚，被关进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战俘营。战争结束后，他想办法逃了出来，并去了上海，然后从上海搭乘一艘开往法国马赛的轮船回到了欧洲。1921年，他决定去美国碰碰运气。他带着我祖母莉娜，与另外957名乘客一道，乘坐“克林顿山峰”号轮船，从德国汉堡出发，于6月30日抵达埃利斯岛。当时，乔纳斯30岁，莉娜25岁，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我的伯父弗雷德。这艘轮船的旅客名单上载明我的祖父母当时乘坐的是普通舱，进入美国时，他们每人身上只带了25美元。

祖母莉娜自身有着出色的能力。她出生在波兰的扎莫希奇，靠近波兰与乌克兰边境。1920年，她在著名的维也纳大学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抵达纽约之后，她在犹太移民较为集中的纽约市曼哈顿区东部开了一个小诊所，同时，祖父乔纳斯在福特汉姆大学学习药理学。但乔纳斯做出举家南迁的决定后，莉娜的医学生涯也戛然而止了，因为南卡罗来纳州不承认她在欧洲取得的学位。我记得莉娜极其聪明，有着高雅的欧洲品位，她在狄龙过得并不开心，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农业为主，而且狄龙又处在基督教文化十分强势的“圣经地带”，这种文化的冲突注定会导致她产生一定的不适感。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乔纳斯的性情变化无常，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暴风骤雨，孩子都是莉娜一个人带大的，在晚年生活中，尤其是在祖父1970年逝于心脏病之后，莉娜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阅读和绘画上。如同许多被同化的欧洲犹太人一样，她和乔纳斯都不怎么参与犹太教的传统活动，只是偶尔到狄龙镇上那个小型的犹太教堂做做礼拜。

我祖父母对宗教活动的不感兴趣，与我外祖父母赫舍尔及玛西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舍尔和玛西亚是正统的犹太人，家庭生活严格遵循犹太教教规，并严格遵循安息日制度。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从立陶宛移居美国。在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之前，他们先后居住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和康涅狄格州诺威奇市（1931年我母亲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今天的夏洛特市是一个被富裕郊区环绕的银行业中心，但我外祖父母刚搬过去的时候，那里还一片沉寂，甚至有点破败。我第一次长时间探望他们是在3岁的时候。当时，我那尚在襁褓中的妹妹娜恩患有先天性心脏缺陷，我父母抱着她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看病，治疗没有成功，娜恩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我外祖母是在1967年去世的，那一年我13岁。在她去世之前，我每年夏季都会到她家住上一周。我外祖父在我外祖母去世后就搬到了狄龙镇，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去世的时候，是94或95岁，他自己都不确定自己的年龄，他的父母曾经改动过他的出生信息，以使他免服兵役。

我外祖父曾经在立陶宛做过犹太教洁食屠夫，做过希伯来语教师，也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以色列教堂”（Temple Israel）做过犹太律法的专业诵读者，可以说是犹太律法领域的一位学者。这个教堂兴建于保守主义运动时期，既体现出了对现代性的接纳，又不乏传统的宗教活动。我外祖父除了能讲英语（带着犹太口音）之外，还能讲好几门欧洲语言，尤以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亚拉姆语最为流利。我夏季去他家做客的时候，他总是会教我下国际象棋，教我读书，教我翻译《圣经》希伯来语。他还教我去阅读和理解《塔木德》中的一些片段，但太复杂了，我没有耐心。为了巩固外祖父教给我的内容，外祖母总是会让我再把学到的希伯来语“教”她，其实，她本人是非常了解这些内容的。

与我的祖母莉娜相比，外祖母玛西亚非常外向随和，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这样的外祖母对于一个小男孩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了。在惬意的夏日傍晚，我会和她坐在房前的门廊上聊天，有时候会聊几个小时。我认为，我之所以对大萧条形成了毕生的兴趣，最初的根源就在于外祖母给我讲的他们一家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诺威奇市的生活经历。她和外祖父引以为豪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每年都能给孩子们买新鞋穿，这多亏了我外祖父在一个家具店拥有一份工作。我外祖母说，其他孩子不得不穿着破旧的鞋子去上学，甚至光着脚。于是，我问她为什么那些孩子的父母不给他们买新鞋，她说那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鞋厂关闭后就失业了。“为什么工厂关闭呢？”我问道。她回答说：“因为大家都没钱买鞋了呀。”即便一个小孩子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我在职业生涯中却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去研究大萧条，以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经济萧条。

外祖母会做具有东欧传统犹太风味的食品，比如犹太丸子汤、鸡胸肉和清蒸茨米斯（一道在红糖水中炖红薯和胡萝卜的小锅菜）。1958年5月23日的《夏洛特观察者报》（Charlotte Observer）还为她的犹太薄卷饼发了篇专题文章，介绍了具体的做法。那篇文章引用了我问外祖母的一句话：“外婆，为什么你不教我妈妈做薄卷饼呢？”当时，我只有4岁半。那是我被媒体记录下来的第一句话。自那之后，我又多次在毫无防备之心的情况下对记者发表评论，而后却又感到有点后悔。

当祖父母一家从纽约迁到狄龙时，我父亲只有14岁。那次搬家肯定会令他感到迷茫，但他从没有跟我聊过。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父亲与我那专横暴躁、肩膀宽大的祖父恰恰相反，因为父亲体态较瘦（我怀疑他的体重是否曾经超过125磅过），举止腼腆，性格温和。他在狄龙读完高中后，便加入了海军。他参军那年正值“二战”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年。他在驱逐舰上待的时间很短，其他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市。他被派到那里管理一个为军人服务的物资供应点。我父亲大部分海军生涯居然是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带度过的，这虽然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不过他却津津乐道。

“二战”结束后，我父亲菲利普去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攻读戏剧学的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埃德娜。当时，我母亲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女子学院的学生（这所学校即现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博罗分校）。父亲爱上了母亲，但我想他也爱上了她那笃信宗教、待人热情的家人，因为他的家庭气氛往往比较严肃紧张，他渴望融入一个温暖的群体，渴望拥有归属感。1952年6月15日，他们在夏洛特结了婚。

在狄龙的家庭里，我母亲沿袭了她父母的传统做法，要求我们过犹太教的节日，并且日常饮食也会遵循犹太教教规。我们吃的肉都是从夏洛特运过来的冷冻肉。我父亲在遵守犹太教教规方面不是很严格，比如，周六的时候，他可能会去药店工作，但他很乐意接受犹太文化。晚上，他会坐在他的椅子上，谢了顶的头上戴着圆顶小帽，阅读关于犹太哲学与历史的书籍。周六休息时，他喜欢在午饭后带着家人一起唱传统的福音歌。福音歌往往很长，我父亲沉浸其中，慢悠悠地唱着，享受着其中的乐趣，但我和弟弟、妹妹却唱得很快，就像在比赛一样，看谁能最先唱完一首福音歌。我们的语速之快，堪比药品广告结束之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