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诗风来。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几年，诗歌似乎开始呈现出重回C位的隐隐势头。有人穿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倾倒孤注一掷的狂热（余秀华）；有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王计兵）。职业诗人笔耕不辍，专家学者也灵光乍现，赋诗自乐。美术馆、书友会传来朗诵诗歌的声音，各类微信公号、App推文亦经常发送“睡前小诗”一首，追慕雅人深致的风度。明星、要人们读诗，普通百姓们同样读诗——虽然，这一轮滚滚诗潮目前看来，远未覆盖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光芒，但的确已经足够闪烁，构成话题。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拘形式和体裁，充满魅力的诗歌，探讨爱情、社会、艺术、人生、哲学……每一行文字的吐纳，回应着一颗心脏的悸动，宛然拨开喧哗鼎沸到抵那个鸿蒙初辟的原点，宛然一梦。
飞光煎人寿，幸好我们还有诗歌，不管天高地厚。
中途诗事
老早的年岁见过璀璨的星群视作日常
此后所有的夜空 都会被它们的前身
暗自增添深邃的可能
汨罗江畔，芙蓉雅集。今年5月20日，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芙蓉文学图书榜”入选作品揭晓，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三行集》，成了此次唯一入选的诗集。该书一页只印三行字，有大量留白处理，充分释放字、词、句本身的能量，使之自由自在。上榜辞称：“心开意适，三行成诗，记述细微的人事，倾听微弱的声音，即便是关于词语、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深沉思索，也低语徘徊、轻声争辩。凝视生活的瞬间，辨析内心的响动，张新颖以他的敏锐、体恤、想象和思力，发现渺小事物的光泽，也守护了语言的尊严。”
但时间倒退回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大一新生小张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一个房间，人已经聚集了很多，灯光忽然一暗，又忽然大亮，复旦诗社的活动正式开始。诗，关于诗的理念，主张，辩论……灯光下那些年轻的脸，泛着特别的光芒，激动的情绪混合着不羁的才华，满屋子横冲直撞。“我好像是要躲避这些才华和热情，活动还在高潮迭起，就悄悄退了出去。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我认定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沮丧吗？多少有点，但远远谈不上严重。那个年纪，会以为人生的可能性选项多到数不过来，这只不过是在纸上划掉其中的一项而已。”
诗歌风行的年代，校园里弥漫着特有的兴奋和抒情气氛，张新颖置身其中，却仿佛又绕开了。他不写诗。更准确一点说，偶尔写，写得不好，也不怎么当回事。例外的是，用心做了一个“实验”：写了一组“读书笔记”，形式却是诗。
这种含混的写作从1988年持续到1995年，可见兴致和轻微的沉迷。张新颖以为，随着青春时代的结束，此般“自娱”大概会渐渐消失。不料，40多岁的时候，2011年，忽然又写出一组《“剪辑”成诗：沈从文的这些时刻》来——“我要把这些时刻从时间的慢慢洪流中挑出来，我要让这些时刻从经验的纷繁芜杂中跳出来，诗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力量。”“写这组诗当然与我的沈从文研究有关，但私心里，并不情愿把它看成研究的‘副产品’。”
教书的头两年，张新颖编选了一本《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年了，这本书还在印行。“当时做这个工作，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的学生方便，我开了一门‘中国新诗’的课嘛。每次面对新一级的学生，我总是这样开口：你选这个课，要想想它和你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如果你不写诗，将来也不做新诗研究——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吧，你和它可能形成什么关系？”
这样说了十年之后，张新颖发现，自己不能再用“如果你不写诗”作开场了。2011年的某天，他在办公室写毛笔字，裁纸时不慎碰倒了杯子。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碎了一地，刹那工夫，张新颖“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紧张地盯着它，仿佛要用眼神阻止它跌落；等到碎裂的声音响起，倒是松了一口气。我把这个心理过程用毛笔写下来；又想，杯子是个器皿，盛水或牛奶或酒，也有别样的‘杯子’，盛的是事业、感情、身份或者其他种种，这样的器皿，也可能会碰倒、碎裂。那么，我顺手涂出来的句子，似乎多少有点意思。就又在电脑上重写一遍，短短地，叫它《杯子》。”
之后，在各种各样事务的间隙，不那么经常地，会有什么感受和想法，促使张新颖拿起手边的铅笔、钢笔或水笔，在眼前的一张纸或一个本子上记下来，等待其完整成形。他放松地写平常的经验，平凡的呼吸，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2017年，诗集《在词语中间》出版。
2020年，《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出版。
2021年，《三行集》出版。
但张老师仍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表面一点说，我不想要诗人的习气；根本上，我不想要诗人的限制。我要随意、自由一点。”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他亦强调：“我实际上不是诗人……很难说我写诗具体是从哪里入手，不过最终的‘成品’，表现的好像都是日常的生活，是一些‘细枝末节’，碎屑的感觉和想法。我对自己没有限定、没有要求，就是当突然有个东西、有个时刻击中了我，不管这件事是大是小，是现实是虚幻，我可能就被触动，从而写出一首诗来。所以，于我而言，一首诗的诞生是没法计划的，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我也不会产生‘写不出’的焦虑，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罢。”
身边写诗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张新颖的回答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写的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