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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78年

我们俩是1978级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这一批研究生是中国经过十年“文革”后,恢复高考,中央美术学院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这一届研究生的招收,对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是“文革”后蓬勃兴起的开始;对学生来说,是大家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和机遇。在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之际,曾经受过中央美院哺育的我们,向终生向往敬重的母校,递上一份最诚挚的敬意和祝福。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改变中国的时刻到来了。1977年8月5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郑重宣布:“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多少青年都沉浸于兴奋之中,多少人从“文革”迷茫的梦中醒来!

当时,我们是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大学本科1966届毕业生,在山西太原工作十年之后,北京举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于1977年10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我们合作的国画《太行浩气传千古》参展,单位组织大家来北京参观,在美术馆遇到中央美院附中校长丁井文先生。由于前几次来京,丁校长总是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里(美术馆东门旁边的大院里)做客,他对外地来的年轻人不仅亲切热情,而且关心学业情况。他悄悄地拿出一些名画家送他的字画让我们欣赏,黄胄的水墨画,黄永玉给丁校长用毛笔绘制的大大小小白描画像速写,丁校长一一展示,并且介绍他们的艺术特色,在当时极“左”的年月,丁校长对受批判的画家们的爱护体现了他的正气,他对我们年轻人的真挚关爱,几十年来我们牢记心间。所以,每次到丁校长家里都能够感受到革命老前辈的温暖,受到做人步向正道的熏染,而不仅仅是增进对绘画的认识。这一次会面丁校长特别告诉我们,中央美院计划在1978年招收研究生,非常诚恳地说“欢迎你们来报考,要有这个勇气。‘文革’,对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改革开放极需要人才,美院那些有名的教授都在平反昭雪,你们赶快向他们学习……”丁校长一席话对我们的鼓舞是不言而喻的。他后来接着又亲笔写信给我们:“可先准备功课考美院研究生。”在山西太原,我们从工厂到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经历十年的艰苦锻炼,坚持画笔不离手,坚守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道路,合作创作了一批在美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国画、油画作品,参加过四次全国美展,也许丁井文校长和其他老师的慧眼看到了我们尚好的苗头,真诚的提携之心增强了我们报考研究生的信心。

1978年,中央美术学院向全国发布了招收研究生的公告,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公告郑重说明被压抑已久的群星名师们获得彻底平反,并要领衔招生。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班的指导教师由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刘凌沧等先生担任,可见对人物画的重视。如此高规格的研究生班,无疑吸引着莘莘学子,十年“文革”,高等教育停顿,积累了一大批走向社会的美院毕业生和自修成长的美术优秀人才。中央美院要从成千上万名报考学生中招收数量有限的30多名研究生,竞争激烈。

我们决意报考,克服了人已到中年、夫妻俩同时报考和家中有幼小儿女的困难。经过几个月文化课的考试准备,我们双双奔赴北京,睡在中央美院礼堂铺满草垫子的地铺上,和从全国四面八方聚集的考生一起,紧张而又兴奋地迎接考试。

最后我们夫妻二人有幸同时被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班录取。开学后我们夫妻俩分别住男女生集体宿舍,顿时感到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这个班很大一个特点是学生来自祖国四面八方,被录取的北京考生有李少文、楼家本、褚大雄、史国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有谢志高,从山西考来的除了我们夫妇外还有李延生、聂欧,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刘大为、杨刚、胡勃、翁如兰,来自安徽的有华其敏、朱振庚,来自陕西的有韩国榛。还有一个特点是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史国良、华其敏刚20岁出头,褚大雄年龄最大,已将近40岁。有1966届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总之,1978届的这一批研究生都是幸运的,和油画系、版画系、雕塑系、史论系的研究生,组成一支新生队伍,大家处于无比的兴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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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杨力舟载中央美院研究生班学习时作画

来到陌生的帅府园5号中央美院,遇到的老师个个都是笑脸。我们感受到刚被解放不久的院领导和所谓“反动权威”们深受十年的磨难后忧国忧民的深情,伤痛后的振奋,体现着重整山河的决心、广纳人才的博大胸怀。特别是那些历经磨难的先生们、老师们还沉浸在痛定思痛之后的欣喜中。然而,他们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抢时间而倾注热心的那种挚爱,都投向这一批畅想未来的学子们身上。同学们受到关爱,温暖在心里,激励在行动上。

记得靳尚谊先生特意到国画系向我们夫妻双双人学表示祝贺,而且还询问说:“你们西安美院有一位画油画《周总理纺线线》的同学现在在哪里?我们希望他能报考油画系,结果他没有来。”我们顿时明白靳尚谊先生所说的是和我们同窗9年的戈日耀同学。1968年正处在“文革”风暴之中,我们和戈日耀匆匆分别,他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当时的信息不畅,我们在山西太原,彼此联系很少。靳先生为他素不相识的年轻画家错失来京深造的良机而遗憾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我们将此事告诉戈日耀同学后,他非常感激,能被中央美院的老师看重,对他的自信心有很大的鼓舞。在那一刻,我们又想起1969年在山西平型关纪念馆筹备期间,难得在此认识了中央美院的四位老师:靳尚谊、詹建俊、罗尔纯、卫祖荫。他们真诚热情,和山西地方参与创作的青年人打成一片,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几个月的创作过程,包括严谨的主题绘画的创作方法和生动的艺术效果给我们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詹建俊先生还站在我们绘制的油画《平型关大捷》前面,循循善诱地说:“整幅画的色调要暖,黄上山沟的背景,还有燃烧的烟火,以及一身黄军装的鬼子,和冲下山来穿着灰蓝色军装的八路军色调对比不能很强,要形成一个协调的主调,多倾向黄色……”这样具体的指点,对我们艺术思维富有开窍性的启发,那是我们走出校门后第一幅主题性的历史画创作。我们同时又仔细观摩靳尚谊先生深人刻画人物的画风,詹建俊先生色彩对比强烈、果断有力的用笔。罗尔纯先生追求表现性,用笔用色跳跃生动;卫祖荫老师长于油画风景。他们几位老师写生时十分重视艺术构思和素描造型,并且长于默写,他们的现身说法对我们加强基本功、明确个人风格追求的意义,让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开学的时候,蒋兆和先生来到国画系,他身躯瘦弱,行走缓慢,但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院领导出于爱护,给大家说明他不能亲自来校授课的原因。我们到他家里求教,蒋先生拿出他给北京名医萧龙友先生画的肖像,仔细阐述了国画人物画的造型基本功是骨法用笔的道理。我们将毕业创作《黄河》三联画草图拿给蒋先生和他的夫人萧先生指点时,蒋先生背靠在床上端详并表示赞赏。

李可染先生也因为身体不适,讲话有困难,即放录音,让我们系统听取他的艺术观点,如“可贵者胆”的箴言,并且应要求在师牛堂给我们班示范画了一幅水墨《牧牛图》。

刘凌沧先生既热情又谦和,他说:“我们画工笔画被人小瞧,文化部长黄镇约我们谈话,我说‘我们是工匠’,黄部长说:‘不对,你们是国宝,要请你们出山。’因此今天给你们上课。”他不仅宣讲一波三折的线描技法,还当场示范书写一幅四尺整纸小写意《屈子行吟图》,也让我们观摩了他的代表作《淝水之战》,之后又请郭慕熙老师(刘凌沧老师夫人)请在荣宝斋专事工笔画研究的老专家,辅导我们临摹《韩熙载夜宴图》《八十七神仙卷》等木版复制品。

陆鸿年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了山西永乐宫壁画的保护、迁移、临摹工作,专长壁画教学,他带领学生参观了北京明代法海寺壁画,后来又带领研究生班赴敦煌临摹。

梁树年先生给我们讲解书法。

李苦禅先生给系里上大课,大写一幅《芭蕉鹭鸶图》。他强调国画写意要“形而上”,意指以神写形,在旁边磨墨理纸的公子李燕赶紧给大家解释:“家父说的形而上,不是某些人说的形而上学。”寻时正在“文革”刚刚结束之时,李燕为了避免误会,保护“文革”中受害很深的苦禅先生而反应敏感十分正常。示范教学间隙,苦禅先生知道我(杨力舟)是研究生班学员,因病没有下乡写生,便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跟同学们说:“凡是成就大事业的人,都需要有强壮健康的体魄,要想当大画家就得长寿,不活到一定岁数不行。你看咱们的齐老爷子活到90多岁,他70岁以后才变法,如果不是长寿,他变不了法,也就成不了齐白石。咱们的徐院长(徐悲鸿),才华很大,遗憾的是过世太早,疾病使他50多岁就去世了,多么可惜,不然的话,他的成就会更加了不起。”苦禅先生活力四射,告诫大家:“人之心不可一日无喜神,画品要高,首先得人品好。”先生铿锵有力的肺腑之言,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一节课胜读十年书。

叶浅予先生自1947年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自中央美院成立,徐悲鸿就聘他做国画系主任。老校友说叶先生教书育人要求很严,在系里威望很高。我们研究生班由叶浅予先生担任班主任,并且由他亲自执教做导师。叶浅予先生从秦城监狱释放回校,恢复了国画系主任职务,精神抖擞,面对年轻的学子们,似乎忘却了8年牢狱之苦,严肃而热切地和我们16位同学一一进行交谈,了解每个人的学历、才情、个性和画风,不仅每周都到班上现场指导,而且请同学们轮流到他美术馆后街的家里,针对习作因材施教,仔细点评,鼓励同学发展个性。当他看到我们在山西太行山昔阳县画的习作和王迎春去陕北画的一批水墨写生时,说:“噢,蒋兆和一派,还有西北风。”他对每一幅写生都仔细点评,并强调指出艺术从生活中来,这一条要坚持。

他还针对我们研究生班的教学制订了24字指导方针“吞吐古今,涉猎中外,自学为主,启导为辅,尊重个性,鼓励独创”,以及“临摹、写生、创作”三结合的教学体系。他在国画系执教多年,执着认真,抵制和反思“文革”极“左”的文艺思潮,回归中央美院国画教学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他还把学校给自己在“文革”中受冤坐牢补发的工资拿出来,设立国画系叶浅予奖学金。

这些都体现出叶先生满腔热血,一身正气,重整旗鼓,但立直标,终无曲影,献身艺术教育的大家风范。

转眼到了1980年初,叶浅予先生分别和每位同学商量毕业创作怎么搞,他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个性创造。我们计划回山西,到河津县大禹渡收集表现黄河的素材,并且准备让画幅大一些。叶先生说:“艺术不分大小,看实际需要。”我们说:“我们想实践一下宣纸的承载力,也锻炼锻炼自己的表现能力。”叶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可以,只要你们有想法就大胆实践。”于是我们经过两个多月在黄河壶口、河津大禹渡口实地考察、写生,和老船工共同生活,我们根据冼星海的交响乐构思了三联画《黄河在咆哮》,同时也画出了河津县春节闹社火的《农乐唢呐手》。4月份回到北京,展开草图,请叶先生面授机宜。叶先生说:“我知道你们是画人物画的,但只画船工划船,没有波涛汹涌的黄河水,船工的力量怎么体现?”叶先生对创作规律的把握和一针见血的眼力,使我们茅塞顿开,佩服至极。我们赶紧重新构图,反复落墨试笔,最终画出了比较好的效果,获得了叶浅予奖学金三等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农乐唢呐手》)。美术界老领导蔡若虹发表《力量的美,征服自然的美——读水墨画〈黄河在咆哮〉》的文章,评论家沈鹏也发表了《力的赞歌——中国画〈黄河在咆哮>〉的赏析。台湾评论界称“《黄河在咆哮》是大陆国画中少数具有真正写实精神的作品,很不同于许多专事歌颂的人物画”(《1949年以来的大陆中国画》,台湾《雄狮美术》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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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8日杨力舟、王迎春参加国家画院“走进延安”写生团,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旧居前留影

研究生班获奖的还有李少文的工笔画《九歌图》,获一等奖,杨刚的工笔长卷《迎亲图》、韩国榛的水墨人物《画家蒋兆和肖像》《蒲松龄》获二等奖。获三等奖的还有楼家本的《华夏之魂》(见《美术研究》1981年第1期,《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设立叶浅予奖学金》)。这些作品在北京和杭州两地展出,反响强烈。社会上对李少文的《九歌图》、刘大为的工笔画《布利亚特婚礼》、史国良的写意画《八个庄稼汉》、聂欧的《青铜时代》等毕业作品反响也都很热烈。另外,油画研究生班的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受到观众一致赞誉,被称为“我国油画史上罕见精品”。

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学报《新美术》1981年2月刊对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作品展览,以《名师高徒》为题,从教学到毕业作品艺术特色做了评价与报道,文中特别指出“叶浅予先生对研究生因材施教,研究生作品风格形式多样”。

在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班的两年时间里,李琦、卢沉、姚有多、陈谋、姚治华等多位老师也参与了教学工作。刘勃舒、焦可群、王同仁、黄润华、张凭、李行简、蒋采萍、王定理等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班教学,但是对同学们都很热情。

学校的党政、教务、行政、后勤、医务等部门都为这一批特殊的研究生提供学习、生活多方面的帮助。那个时候资讯远远不及现在发达,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对学生开放。我们班同学提出要求观摩学校美术馆的古今藏品。杨筠馆长克服困难,打开封存文物的仓库,用了一周的时间陪着我们观摩朱耷、虚谷、董其昌、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等大师的原作,还有许多馆藏文物、水陆画、书法,以及民间艺术作品。教务处包玉国老师又与荣宝斋协商,让我们观摩了他们库存的许多古今名人书画。学校又组织我们班到历史博物馆地下仓库观摩大批馆藏历史画作品,就在这次观摩中我们发现了巨作《流民图》。蒋兆和先生以为《流民图》早已散失,当我们告诉他,他的代表作还在仓库时,蒋先生悲喜交加。同学们看到一大批五六十年代时政府组织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古代历史题材的国画、油画、雕塑等优秀作品,见识提高,获益匪浅。公休日去故宫临摹,参观中国美术馆的画展更不在话下。

学校的各系名师都开办讲座,学校还请来校外的专家教授如启功、许麟庐、石鲁、何海霞、亚明、吴冠中、孙其峰、孙克刚等讲座示范`,学校又安排学生去敦煌、永乐宫临摹、研究古代壁画,到陕北和西南边境写生,体验生活。

短短的两年,院系领导和老师们以满怀瞻山识璞、临川知珠的热情来抚育学子。进校的研究生们个个疾学尊师,如饥似渴,发自内心地宽松、快乐、上进、友爱,班级的凝聚力强,同学间互相学习,系与系之间交流频繁,学生增进新观念,强化基本功,提醒自己要有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央美处在浓浓的学术氛围内,师生们都在抢时间,以弥补“文革”十年被耽误的黄金时代与青春岁月,珍惜自我完善的机会。虽然那时候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整个社会的物质条件都比较差,但是大家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内心充满着愉悦和信心,两年的研究生班学习时间虽然不算长,然而那却是每个学员人生的转折点,中央美院的艺术教育事业也从“文革”后回归已往良好的校风以及培育人才、争当伯乐的好传统。老师们坚守陶熔鼓铸的使命感和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神圣理念,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让我们认识了艺术本质,提高了艺术修养,眼界大开。我们难得地受到多位名师的亲授,可以说是幸运中之幸运。

这一届研究生毕业,有一部分同学留校,也有出国的,我们和多数同学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然而不管走到哪里,和母校的联系不曾断,我们不断获得导师们的教海、关怀、帮助与指导,其中充满着亲情和温暖。从社会工作到个人的艺术创作变革与发展,伯乐式的先生、老师们的关照和校友们的支持无处不在。

母校是我们人生道路上最有力的后盾。

 

2017年6月20日

 

作者|杨力舟 王迎春(1978级国画系)

文章摘自高洪、范迪安主编《我们美院》,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

编辑|郑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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