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慢性传染性疾病，由于其传播隐匿、并发症严重、需终身服药治疗，给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挑战[1-2]。我国虽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但HIV感染者的绝对数较多，截至2022年存活HIV感染者已达到122.3万[3]，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较为沉重的疾病负担。近年来，艾滋病老龄化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4]，除抗病毒治疗使感染者预期寿命延长、病死率降低的影响外，我国近年来新诊断发现的老年HIV感染者数量不断增长，进一步加剧了HIV感染者老龄化和疾病负担[5]。本研究对2015-2022年我国报告≥60岁HIV感染者流行特征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为制定老年艾滋病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报告的≥60岁HIV感染者。收集其社会人口学信息、报告日期、感染途径、检测来源、诊断后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等信息。

2. 相关定义：

（1）新诊断率（/10万）=当年报告诊断发现的≥60岁HIV感染者数÷当年≥60岁人口数。

（2）异性性传播高危性行为：①固定性伴性行为：与确诊HIV阳性的固定性伴（含配偶）发生过性行为。②商业异性性行为：性交易者与嫖客之间的以获得报酬（金钱）为目的的异性性行为。③其他异性性行为：未承认有商业行为，并排除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的异性高危性行为。

3.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对≥60岁HIV感染者的人口学特征、感染途径和疾病信息的频数、构成比和均数等进行统计描述，使用t检验和Kruskal-Wallis H非参检验比较组间差异；使用Joinpoint 4.9.0软件进行新诊断率的时间趋势检验，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并对APC做趋势检验，以指数函数预测，以网格搜索法确定转折年份，描述转折年份前后的APC情况，使用Excel 2019软件绘图。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1. 基本情况：2015-2022年我国累计报告≥60岁HIV感染者221 621例，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为171 924例（77.6%）和49 697例（22.4%），确诊时年龄60~69岁为主，其中60~64和65~69岁分别为占33.8%和29.8%，已婚和离异/丧偶分别占55.8%和38.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1.9%，农民占70.4%。见表 1。男性确诊时年龄（69.1±6.6）岁，高于女性（66.3±5.1）岁（t=87.67，P < 0.001）。

2. 时间趋势：2015-2019年≥60岁HIV感染者报告数和新诊断率逐年上升，2019年最高（37 275例），其中男性28 763例、女性8 512例，新诊断率为15.1/10万。2019年以后报告数和新诊断率有一定程度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2022年报告≥60岁HIV感染者共27 004例，新诊断率为10.2/10万。男性新诊断率高于女性，不同年龄组新诊断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2018年及以前的男性65~69岁和70~74岁年龄段新诊断率较高，2019年及以后的70~74岁和75~79岁年龄段新诊断率较高；所有年份的女性年龄组越低，新诊断率越高，即60~64岁新诊断率最高，≥80岁者新诊断率最低。

Joinpoin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的60~64岁和65~69岁年龄组的新诊断率均以2018年作为转折点，即2018年及以前呈上升趋势，2019年及以后呈下降趋势；≥70岁男性和女性的3个年龄组的新诊断率则以2019年为转折点。见图 1，表 2，3。

3. 地区分布：2015-2022年报告≥60岁HIV感染者占全国比例超过5%的省份共7个，分别为四川省63 109例（28.5%）、广西壮族自治区26 305例（11.9%）、重庆市20 915例（9.4%）、贵州省19 223例（8.7%）、湖南省14 450例（6.5%）、广东省12 868例（5.8%）和云南省12 056例（5.4%）。2022年新诊断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45.0/10万）、贵州省（42.6/10万）、重庆市（41.1/10万）、四川省（34.3/10万）、湖南省（15.4/10万）、云南省（12.9/10万）和江西省（12.3/10万）。

4. 感染途径：男性HIV感染者的异性性传播占93.5%，其中商业异性性行为、其他异性性行为和同性性传播分别占58.2%、32.7%和5.1%。女性HIV感染者的异性性传播占98.4%，以其他异性性行为（60.2%）和固定性伴性行为（30.7%）为主。见表 4。

5. 诊断发现情况：HIV检测来源为医疗机构诊断发现、自愿咨询检测发现和阳性配偶或性伴检测发现的分别占71.5%（158 394/221 621）、16.1%（35 626/221 621）和4.1%（9 126/221 621），其他占8.3%（18 475/221 621）。诊断后首次CD4计数在0~和200~350个/µl分别占34.3%（76 009/221 621）和28.2%（62 558/221 621）。见表 1。不同HIV检测来源者的首次CD4计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 079.82，P < 0.001），M（Q1，Q3）值依次为医疗机构224（122，346）个/μl、自愿咨询检测243（143，363）个/μl、其他来源250（162，364）个/μl和阳性配偶/性伴检测261（172，373）个/μl。

我国近年来报告≥60岁HIV感染者数约为3万，2022年新诊断率为10.2/10万，高于美国和欧洲地区。美国2019年60~64岁和≥65岁新诊断率分别为5.4/10万和1.6/10万[6]，2020年欧洲地区≥50岁人群新诊断率约为3.5/10万[7]。

我国≥60岁感染者较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部分老年人性行为较为活跃，且HIV风险意识较弱和高危性行为较多，尤其是一些老年男性为满足性需求而寻求商业性服务或婚外临时性行为时，HIV感染风险大大提高[8]。二是艾滋病潜伏期较长，不排除部分老年人在青壮年期感染，但延迟至老年期才被诊断发现。另外，诊断发现情况受HIV检测力度影响，近年来部分地区结合基本公共卫生体检等措施开展了针对老年人的扩大检测工作，促进了老年感染者的诊断发现[9]。2019年以后，≥60岁HIV感染者的新报告数和新诊断率呈下降趋势，可能受主动HIV检测力度下降的影响，老年艾滋病疫情走势仍有待进一步监测。

性传播是目前我国主要的HIV传播途径，老年HIV感染者的性传播感染构成比超过98%。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调查发现，最近半年有性行为的老年人中有临时性伴者占30.9%[10]，四川省调查发现，≥60岁老年男性最近半年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为5.3%[11]，且老年人商业性行为地点多数是价格较低的路边店或流动场所[12-13]，HIV传播风险较高。还需要关注老年MSM，江苏省哨点监测的中老年MSM最近6个月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比例为56.3%[14]，四川省调查发现，老年MSM中非固定性伴的比例为63.1%，发生临时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38.0%[15]。

本研究发现，在≥60岁HIV感染者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和职业为农民的分别占71.9%和70.4%。老年人获取艾滋病知识的渠道有限，对HIV传染性和传播途径较为缺乏正确认知。一项Meta分析发现，我国老年人艾滋病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仅为51.0%，且年龄较大和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知识水平更低[16]。老年人对安全套认知多数局限于避孕工具，不理解其预防HIV传播的作用[13]，老年人安全套使用率较低也增加了HIV感染风险。

本研究显示，诊断发现以医疗机构为主，且首次CD4计数较低。一方面老年人可能HIV风险意识和主动寻求检测意愿较低等特点，而诊断延迟[17-18]；另一方面老年人基础免疫水平较低和疾病进展较快。国外有研究发现，年龄越大者，HIV感染时CD4计数越低[19]；未抗病毒治疗者的疾病进展速度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快，老年HIV感染者在感染3年后进展为艾滋病的概率约为30%，青壮年HIV感染者则低于10%[20]，需要结合感染来源追踪工作，进一步明确老年人的HIV晚发现问题。

本研究存在不足。一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基于法定传染病病例报告统计，而病例发现情况受检测服务利用等因素影响，由于各时期检测力度存在差异，可能会对趋势分析造成一定影响。二是研究对象为诊断发现的老年HIV感染者，仅分析其疾病特征，未考虑其行为学风险因素，未来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针对≥60岁HIV感染者流行特征，老年艾滋病防治工作应重点关注：一是较高风险的老年人群理解能力和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开展宣传和健康教育应采用老年人通俗易懂的形式，充分动员社区力量，达到良好的干预效果。二是针对老年人HIV检测，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主动发现力度，把HIV检测“关口前移”，做好青壮年流动人口和卖妇女的HIV检测工作。三是需结合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分子传播网络方法，明确老年HIV感染者的感染来源，为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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