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骥通过《中国民间音乐提纲》，提出了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意义、方式、方法和一些具体要求，不仅推动着当时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进展，而且对现在来说也不失其指导意义。延安时期的调研工作，摸索了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后来的民研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建国以后广泛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工作，是延安时期的继续。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搜集整理和普查工作全面展开，通过各种渠道，达到了空前规模。参与这项工作的除专门研究机构外，还有各地的文化局、音协分会、音工组、艺术馆、文化馆、艺术院校、文艺团体以及不同规模的会演大会。因此，从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各地都出版或油印了各种遍布民间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料。但如何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系统、更精确、更有价值，中国音乐研究所曾两次进行典型试验，准备从专业角度取得经验而进行推广。
第一次是1953年到山西专门搜集“河曲民歌”，第二次是1956年到湖南进行全面普查。前者是集中一点；后者是扩及全面。前者专门搜集民间音乐中的一个种类；后者普查民间音乐(在一个省)的一切种类。并且，作为一个专业的民间音乐研究工作者，他也必须深入生活，体验民间音乐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了解它是怎样反映人民生活情绪的，这两次重点搜集、普查工作极有意义，取得了经验和成绩。《河曲民歌采访专集》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就是这两次工作的成果和经验总结。
这两次工作都是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采取访问、录音、照像、笔录等方式，在获得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然后“去芜取菁”“去伪存真”，选择比较好的作品，附以介绍文字、图片及普查报告或专题报告，编成专集进行出版介绍，其他未入集的材料，付之油印作内部资料保存。《河曲民歌采访专集》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可以说是全国千万种民间音乐搜集材料中的代表作。
自1949年以来出现了许多民族音乐方面的研究论文，如有关于民间音乐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民族民间音乐的自身规律，以及民族民间音乐的音阶调式、乐曲形式结构、曲调发展规律、复调织体、配器原则等等，都是根据这些资料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这个时期，除研究广大汉族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外，同时对各兄弟民族的音乐，也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工作。如西南一带苗、彝等各民族的山歌，西北地区内蒙等地的草原牧歌，广西地区壮、瑶、侗二声部民歌，西藏地区的歌舞音乐堆谢与囊玛，蒙族流行的说唱音乐好力宝，藏族流行的藏戏，蒙、苗演奏的乐器马头琴与芦笙，新疆哈萨克的弹拨乐，云南纳西族的白沙细乐，以至像《十二木卡姆》那样的多套大曲的整理与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研究现代民间音乐的同时，又与古代音乐研究相结合，因为现代民间音乐与中国古代音乐有着血缘关系，结合研究，可以纵观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渊源和演变发展的规律。
首先是中国的古琴(七弦琴)音乐，它保存着历代的重要音乐文献，如著名琴曲《幽兰》《广陵散》《胡笳十八拍》《高山流水》《潇湘水云》《阳关三叠》等，对这些极有价值的从六世纪以来就陆续记录并流传下来的著名琴曲，进行打谱、译谱、演奏、录音（制唱片）、汇集资料、探讨研究，是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由于加强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先后在陕西、北京发现了唐宋以来流传在民间的乐谱，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乐谱当中，找到了认识姜夔词谱的线索，推动了有关唐宋音乐的认识和研究。经过深入发掘，又发现流传于18世纪、19世纪初写成订谱的《弦索十三套》，这是一部现存的唯一的多声部的合奏乐谱，它的整理出版，对于研究传统的和声、复调及发展新型的民族乐队合奏音乐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期以来，又发现了湖北曾侯乙大墓的古乐器，由于加强整理研究，发现“曾侯钟”的乐律铭文，反映出春秋战国期间我国音乐文化的高度水平。曾侯钟的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六十四件编钟按不同花纹分成几组，它们的共同音阶结构居然和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更引人注意的是不同组的编钟，在这基本七音之外又分别具有或同或异的变音。它们合起来又十二律齐备，可以在三个八度的中心音域范围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怀疑先秦典籍中关于旋宫转调问题的记载究竟是真是假?究竟有无音乐技术上的实质性意义?现在从地下提供了确凿物证，书写出世界乐律史上的光辉一页。
全面展开，由今及古，就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前17年）的主要研究特点。
今后，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观点来说，它的研究内容，应当是以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五大类为基础的。又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她包括了五十六个民族，因此，丰富多彩各民族的音乐都是我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对象，我们研究内容之富有和独特，是世界一般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还应当展开对于技术理论的研究。如：民族作曲的技术理论（包括音阶、调式、曲式、多声部及配器等）；民族声乐演唱的技术理论；民族器乐演奏的技术理论；以至民族乐器制作上的科学技术理论等。
同时，我们还要研究古代音乐理论及世界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使之达到更高的水平。
未完待续
注：
[12]据阴法鲁考证，见《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195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13]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1924年，柏林。
[14]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音乐学副教授美籍华人梁铭越1978年12月5日在北京“谈国外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的一段评价，载《国外音乐资料》第七辑，人民音乐出版社编。
《万古文明的见证 • 高厚永音乐文集》
（高厚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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