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对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言──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奈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计程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计程车危险，她必须搭公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凑够了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238-87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力普给我的“课”。

菲力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

我说没有。

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

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力普。”

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

我说，“会，说得不错。”

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力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力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吗？”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力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作者：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作者：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份，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力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力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吗？”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力普：“要不要上厕所吗？”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吗？”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吗？“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上载者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吗？”

菲力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