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卫生部十分重视重庆医学院的建设。5月16日，卫生部医教司季钟朴司长专程赴重庆，听取学院筹建情况汇报，勘察校址，帮助解决征地问题。22日，上医派出的两位副院长李文、黄家驷抵达重庆，最终确定了重庆医学院的校址，即现在重庆医科大学袁家岗校区。

5月25日，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重庆医学院建院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任重庆市长任白戈到会讲话。经高教部党组、卫生部党组同意，颜福庆任重庆医学院建院委员会主任，程占彪（重庆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文（上医副院长）、刘海旺为副主任。至此，在建院委员会的领导下，创建重庆医学院的各项工作开始有序推进。

重医建校初期规划图

分迁：“母鸡下蛋”

肇始于1927年的上医，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立医学院。创校之初，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上医曾先后内迁至昆明白龙潭、重庆歌乐山办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上海，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到1955年，创建仅28年的上医已是国内最好的医学院之一。不仅人才济济，有教授66名，其中国家一级教授16名，占全国70名医科一级教授的23%，而且附属的各个综合和专科医院也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多个学科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面对中央作出上医内迁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决定，上医的院领导和教师职工一方面胸怀全局、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积极准备在重庆的建院工作；另一方面，考虑到将上医连根拔起迁往重庆不仅将失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环境，还将失去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附属医院的重要支撑，不免对学校的发展心存担忧。

1955年《文汇报》关于上海医学院迁往重庆的报道

1955年6月，一个关键人物来到了上医——中央任命原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为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在广泛听取了颜福庆及广大教师的意见后，上医党委提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即上医留在上海继续发展，同时担负起筹建重庆医学院的任务。这样不仅上海保留了一所高水平医学院，还可以使内地多一所新的医学院。1956年8月，上医党委正式向上海市委、中央高教部党组、卫生部党组提出了“全迁”和“分迁”两个方案，并提出“分迁”方案更为合理。

陈同生

陈同生(1906-1968)，四川营山人，长期从事左翼文艺、新闻工作。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暴动。1932年后曾在上海中央特科、新四军挺进纵队、华中和华东军区政治部、第3野战军政治部工作。解放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6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55年10月-1957年1月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1963年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

为了促成“分迁”方案的实施，陈同生几次赴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的领导直陈己见，两部领导虽然认为他言之有理，但因为内迁是中央的决定无法更改。怀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陈同生找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陈述了上医搬迁的弊端。指出将上医迁往重庆，始终只有一所医学院；而上医分迁一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既保住了上医，又为重庆增加一所医学院，能够为国家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