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曾持续修订了近两年时间，突出在尊重人才培养规律和学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遵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艺术学”学术型专业归类上做出大幅度调整。对于新版目录需从三方面予以解读：一是新版目录“艺术学”，乃是百年一脉相承的学统延续；二是新版目录“艺术学”，需要着力厘定一般艺术学与特殊艺术学的研究层级；三是新版目录“艺术学”既是一种回归，更是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学科重塑。此次新版目录的调整，其实是对艺术学（理论类学科）的一次重新吸纳与整合，是推进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举措，依此，艺术学学科建设必将走上新的台阶，开辟更大的研究领域，提升新的学术高度。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

引言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自202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就开展了部署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工作。新版目录是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实施十年之后组织的又一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工作。与2011年版学科目录相比，新版目录则在具体学科门类下做了许多调整与更新。新版目录中，“艺术学”学科门类变化最大，可谓真正的“新版”，即原有的5个学术型一级学科，现在只剩下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基础上归并而成的“艺术学”一级学科；原有的唯一的艺术专业硕士学位点，调整为6个专业学位类别，并提升至博士培养层次，充分体现了对艺术人才培养规律和特点的重视，积极完善艺术学科专业体系建设。由此，大幅度的学科调整,引发的争议是必然的，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调整是无意义的学科大拼盘，直接抹杀了刚刚建制十年而被学界逐渐认同的艺术学理论基础学科的价值与作用。然而，笔者认为此次调整，其实是对艺术学（理论类学科）的一次重新吸纳与整合，是在实施十年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基础上，调整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是推进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举措，依此，艺术学学科建设必将走上新的台阶，开阔更大的研究领域，提升新的学术高度。新版目录的发布，将为艺术学学科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落脚点。

一、新版目录“艺术学”，乃是百年一脉相承的学统延续

新版目录中“艺术学”学科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历史渊源。今年恰逢艺术学传入我国一百年，一百年从何说起？1922年6月，即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术教授俞寄凡翻译出版日本学者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一书的时间，算是一个起始标志，理由是俞寄凡的这本译著是当时我国出版发行的第一部完整意义上介绍艺术学的专著。黑田鹏信在书中，对艺术学学理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将源于德国的艺术学进行了概括性的转述，适应了当时学界的交流与传播形势。该书出版后对整个文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日本对西方艺术学研究的译介不惟此部著述，还有外山卯三郎的《一般艺术学考》（《一般藝術學考》）等，后者由三部分构成，即“艺术学序说”“一般艺术学的对象与方法”“特殊艺术学的对象与方法”。由此推测，《一般艺术学考》也是以产生在德国的“一般艺术学”概念与理论现象为依据，系统介绍并探讨艺术学，尤其是一般艺术学与特殊艺术学的专著。比较而言，艺术学被引入我国并传播开来，与其诞生在德国的时间相当接近，若以1906年德索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中正式提出此概念为起点，到俞寄凡译介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前后也就相差16年，这说明20世纪上半叶我国文科学界对新思潮和新学术的接受是相当敏锐的。由此，我们将黑田鹏信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时间当作我国艺术学发轫的元年是有道理的。

此后，“艺术学”便在我国学界形成了研究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宗白华于1925年自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东南大学专门开设“艺术学”课程，并留下两篇讲稿：一篇是《艺术学》，另一篇是《艺术学（讲演）》。这两篇讲稿虽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宗白华在艺术学及学科自律方面所作探索的重要性。可以说，在国内艺术学领域，宗白华是较早注意到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的不同之处者，他认为“艺术品所表现的文化，作家的个性，社会与时代的状况，宗教性，俱非美之所能概括也。故艺术学之研究对象不限于美感的价值，而尤注重艺术品所包含、所表现之各种价值”。宗白华的艺术思想直接来自德索，他明确指出艺术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应该与美学分离开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由此可见，宗白华作为我国现当代艺术学奠基人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位艺术学的重要奠基人马采于20世纪40年代写有6篇关于艺术学的散论，1篇是《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其余5篇均为美学讲稿中关于艺术学的论述，尽管是6篇散论，却有着严密的逻辑性，展现了其艺术学理论构架。马采第一次给艺术学下了明确定义：“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的本质、创作、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规律的科学。”这个定义结合了艺术史研究（起源、发展）和原理性的逻辑研究（本质、作用、种类等）内容，并且提出了针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欣赏”这一系统研究的基本样态。

此外，还有多位艺术学传播人及其著述值得关注，如张泽厚于1933年出版的《艺术学大纲》，是国人第一部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思路撰写的艺术学专著，其将艺术学研究归之于文化形态考察之中，指出：“艺术是从头至尾，彻底都是表现人类底实生活的！因为艺术是和人类实生活结合的一种文化形态。”阐明了艺术与文化的关联性特征，进而推出针对艺术与宗教、艺术与哲学、艺术与自然科学诸领域的研究课题。如陈中凡（陈觉玄）于1943年9月在《大学月刊（1942年）》上发表的《艺术科学的起源、发展及其派别》一文，提出了关于艺术学科性质问题的讨论，认为“艺术科学（Science of art），或简称艺术学，是对于艺术作科学的研究”。从此，“艺术科学”这一概念或术语一直被国内学界用于艺术研究领域。再如，蔡仪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艺术论》，这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领域第一部系统而富有学理性的著述，也是一部将美学和艺术学理论融会贯通的文艺理论著作。

艺术学在我国的出现与传播，可以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风东渐背景下的现代学术产物，它同时也应和了我国近代文论发生的现代转型需求——寻求建立文论的现代知识形态。具体说来，我国近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发端，应该是以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变革，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形成的、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的“文评”之风的改革。这同样是“艺术学”作为现代文论在我国所形成的特点，如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出艺术理论的学科化思想。这也使得艺术学即便已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学科设置序列，却仍被包含在文学领域中，成为文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增列了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并最终于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从文学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学科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简言之，通过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艺术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其中交织的两条主要历史脉络逐渐清晰，“一条是艺术学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发展途径；另一条是按照学科设立体制形成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途径”。后者尤为直接，这是对学科发展路径的规划，不仅推动了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加深了关于学科性质、定位、价值及作用的认识，而且也比较符合对学科发展格局的认知。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源自德国或形成于西方学术体系的“艺术学”与我国今天的艺术学学科画上等号，但也有理由认为，西方的“艺术学”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增设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以及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后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有许多接近之处，它对学科专业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与门类艺术学（抑或是“特殊艺术学”）研究不同的是，当今艺术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