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于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许渊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累计翻译出版了中、英、法三种语言的译作100多部，并且翻译风格极具个性。直至生命最后的日子，许渊冲仍在夜以继日地翻译莎士比亚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许渊冲的生命跨越了二十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每个阶段都有无数可以讲述的故事。今年4月份，在许渊冲百岁诞辰之际，华文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百岁自述》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杨振宁和我”一节的部分内容，以表纪念。
（一）往事
在人生成功的过程中，须具有三种因素：一是天才——学问方面，天才成分占的多。有无发明与创作是不只以得多少分数，几年毕业所能达成的。二是努力——道德方面，努力成分占的多。每个人都有他所应做的事，做到尽善尽美就是成功。三是命——事业方面，命或机会成分占的多。命指人在一生之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变，而且又非一人之力所可奈何的。
——摘冯友兰语
在我认识的同学中，杨振宁的成功是三种因素都具备了的。第一，先谈天才。他四岁就认字，他的母亲教了他三千多个字；而我四岁时才学会三百个字，我的母亲就去世了。他五岁读《龙文鞭影》，虽然不懂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只会看白话小说，背《水浒》一百零八将。只有造型艺术，他用泥做的鸡使他的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而我却会画唐僧取经。可见我长于形象思维，而他的逻辑思维却远远超过了常人。
许渊冲
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来说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杨振宁却是分数既高，成功又大。他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大一英文”的期末考试两个小时，他只一个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课的考试，他不是100分就是99分，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了。这不是天才吗？
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努力。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而我的历史知识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杨振宁的父亲武之教授说：“1928年我回国时，振宁六岁。在厦门和在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他的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比起他来，我的领悟力、推理力、观察力都相差很远；只有表达力，他更善于说理，我更长于抒情。我在小学演讲得过第二，中学英语演讲也得过第二，所以后来在大学讲课，还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
振宁的二弟振平说：“六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贝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而我在画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时候，却只画了牛魔王的两只角，而没有画耳朵。因为我不知道牛耳朵画在什么地方，可见我的观察力差。
振平又说：“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母亲费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因为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我常常在想他后来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我写字、打乒乓，从来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轻理，不如他文理兼优了。
振平还说：“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他七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对念书觉得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毫不费劲就学到了古代诗句的。我后来把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译成英文：
I would ask you to drink a cup of wine again.
又把李白的“与尔同销万古愁”译成：
Together we may drown our age-old grief and pain.
这就发挥表达力，把这一副“绝对”译成韵文了。
振平又说：“大哥进了大学以后，开始念古典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他常常一面看，一面翻译出来，讲给弟妹们听。每天讲一小段，像从前中国的说书人一样。我们听得不但津津有味，而且上了瘾，每天吃晚饭后就吵着要他说书。可惜他有一个大毛病，在一本书还没讲完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讲第二本了。”振宁边看边翻译，说明了他学习不费劲的原因。我在大一时边听“政治学”边翻译成英文，也加强了中译英的能力。
振平还说：“大哥常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他说他们常常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段没有栏杆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车行急速，十分过瘾。”我在中学时也喜欢骑自行车从坡顶上冲下来，但不是冲上独木桥，而是平坦的阳关大道。江西南昌第二中学从大门到二门之间有一道门槛，门槛正中有个缺口，只能过一辆自行车，但前轮和后轮必须成一直线，否则车子就会摔倒。我也喜欢骑车从缺口过，过了就得意洋洋，过不了也不会摔跤。这说明振宁骑车力求尽善尽美，我却甘居中游。振宁喜欢下围棋，“桥牌也很来劲儿”。我却觉得围棋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知从何下手，只喜欢下五子棋。桥牌只有52张牌，我可以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显显身手。
振宁的妹妹振玉说：“大哥童年时在清华的玩伴，画家熊秉明当时已显出艺术才华。他和大哥合作自制土电影放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看。由秉明画连环图画，大哥在旧的饼干筒的圆口上装上一个放大镜，筒内装一只灯泡。当连环画在放大镜前抽过时，墙上即有移动的人物。”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这真可以算是尽善尽美的土电影了。
武之先生作总结说，振宁“天资聪颖，得天独厚，又刻苦努力，竟集学问之大成，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已对人类作出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争光”。这就是说，在取得成功的三个因素中，他既有先天的才能，又有后天的努力。那么，第三个因素——人生的机遇如何呢？
杨振宁自己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1937），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他得天独厚的童年。1938年，他在昆华中学念高中二年级，却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大。据振平说，他是两万考生中的第二名。我也在同一年考取联大，是外文系的第七名。第一名是江苏才女张苏生，她“大一英文”的成绩最高，比振宁和我都高十分。但大二时上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我的考试成绩居然比她高出两分，这就增加了我学好外文的自信心。有一次我和她合作打桥牌（潘家洵教授音译为“不立志”），本来是一副“大满贯”的牌，她却“不立志”，只叫到“三比大”就刹车了。这似乎预示了我们后来不同的命运。1942年，她和杨振宁同时考入清华研究生院（那时叫研究院）。我因为应征到美国志愿空军去做英文翻译，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虽然没有念完，却将英国17世纪桂冠诗人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译成中文。这是我翻译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