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世说新语•赏誉》

在韩愈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之外， 教师的职能还应该包括“熏陶”。前者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后者则要求教师应富于人格魅力。老师在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考试结束后可能被扔到了一边；老师课内外优雅的举止和幽默的谈吐，可能让我们终身难忘，毕业几十年后同学聚会还能重复老师当年的口头禅，还能模仿老师说话的语音腔调；老师应世观物的态度让我们受益无穷，老师磊落坦荡的襟怀让我们受到无形的感化，老师无私无畏的精神更是我们的人格标杆。

授业和解惑多是学业上的点拨，为人处世则须人格上的陶冶，点拨只凭言传，陶冶依赖身教，所以古代把“从师”说成“从游”，把跟着老师学习叫“追随杖履”。古人的学习既指“致知”也指“修身”，他们强调“知行合一”。这对教师的要求特别高，“先生”在道德和学识上都必须是人伦师表，学生在“从游”的过程中，先生身教的影响可能超过了言教的传授。中国古代书院的主讲，都是当世的博学鸿儒和道德楷模。在书院里连续几年教学活动中，他们与学生一起切磋学业，更与学生一道砥励气节，在这种氛围中培养的人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人格上的“君子”。

因而，古人慎于择业，更慎于从师。择业不慎就可能事业无成，从师不慎则可能入门不正。

这则小品中的“太傅东海王”指司马越，越以谦恭有礼和扶贫济弱，早年就在士林获得盛誉，他后来在西晋八王之乱中“笑到了最后”。“世子”原指王侯正室所生的长子，后来泛指王侯的儿子。从他告诫儿子这段话来看，司马越的确教子有方，而且深得“从师之道”。这段话说得太精彩了，这里我们不妨先将它译成白话：从书本上学到往往微浅，身体力行的才能印象深刻；反复演习纸上的法度礼仪，不如亲眼瞻仰大师的揖让仪容；诵读玩味先人的语录格言，不如聆听贤人的当面教诲。南宋著名诗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是这样，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司马越称道不已的王安期名承，历任记室参军、东海太守等职，封蓝田侯，他那位豁达性急的儿子王述，后来袭父爵被称为“王蓝田”。史书上说王承为人冲淡寡欲，为政廉洁自守，不只老百姓爱戴怀念，士林显宦也交口称赞，有人还把他与王导并称。我们看两则《世说新语》中的小品，就能窥见他的为人，一则是写他如何对待小偷的态度：“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文中的“纲纪”是州郡主簿一类的官，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办事员。“推之”就是主簿要追究偷鱼的小吏。一句“池鱼复何足惜”，让那位偷鱼的小吏逃过了惩罚，也让我们看到王安期的宽厚。另一则小品写他对读书人的态度：“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归家。”大意是说，王安期任东海郡内史时，吏役抓到了一个违犯夜禁的人。当王安期得知是从老师家读书回来晚了后说：鞭挞一个发愤学习的人，恐怕不是使社会清明安定的办法。便派抓他那个吏役送他回家。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到，司马越为儿子选老师很有眼光。

除了特殊的家庭，除了课外“培优”，父母很难为读中小学的小孩选择老师。上大学后学生才有某种选课的自由，读研究生期间选择导师的机会更大，尤其是念博士生完全做到“我的导师我做主”。现在学生选择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