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支持学前教育的理论依据

（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1.学前教育的准公共品属性。还有学者从学前教育服务属性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财政投入学前教育的合理性。大多数学者认为学前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品，如丁安睿（2009）从学前教育在消费上具有特殊性的角度分析了其属性特点。从直接消费上看，幼儿活动场所、玩具数量以及师资力量等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名幼儿会使得每个幼儿能享受到的资源数量和服务质量有所下降，所以学前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从间接消费上看，学前教育又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是由于良好的早期教育通过提高个人素质能间接地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受益可以由全体社会成员无偿享受。学前教育所具有的准公共品的性质，决定了学前教育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需要政府财政参与供给。2.学前教育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学者们用来论述政府支持学前教育的一个理由。在学前教育领域，一方面，由于学前教育服务的特殊性，幼儿家长事前不能对园方提供的服务质量和价格进行全面的比较，而只能在与教师以及园方提供服务的互动过程中获得部分质量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缺乏客观标准，幼儿家长在事后也往往难以对其服务质量进行验证。以上这些特点使得学前教育的供给方往往具有信息优势，园方有很强的动力进行虚假宣传，诱导和欺诈幼儿家长，导致其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赵海利，2012）。崔世泉、袁连生和田志磊（2011）认为学前教育领域还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这种信息不完全表现在由于学前教育质量信息往往是不完备的，对于如何评价学前教育质量，家长和园方一样都缺乏全面的知识；家长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投资价值很可能缺乏准确的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但家长很短视。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都会导致私人对学前教育投资不足，因此需要政府承担起建立健全学前教育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职责，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除此之外，赵海利（2012）认为在一些偏远地区，学前教育生产过程还存在规模不经济而需要政府介入。因为如果儿童数量很少，达不到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市场主导会导致垄断现象从而损害家长和儿童的利益。

（二）促进学前教育公平

1.机会公平。从公平的角度阐述财政支持学前教育理由的研究也很多。蔡迎旗、冯晓霞（2004）、赵海利（2012）基于机会公平的角度分析了政府支持学前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区域间、城乡间、幼儿园间办园条件差异以及教师间的处境殊异等，最后都会影响到儿童的入园机会。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入园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更是远不如城市孩子；另一方面儿童家庭背景及个人先天差异也会影响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来自社会底层家庭，以及盲、聋、哑、弱或其他有各种身心缺陷的儿童，接受正常教育和特殊补偿教育的机会更加有限。由此，他们认为政府必须成为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主体，确保教育的起点公平。2.过程公平。除机会公平外，杨晓岚（2008）、彭云（2011）还指出学前教育应注重过程公平，实现学前教育公平，不仅要为每个学前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还要根据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为他们提供有所差别的教育内容和课程，对处境不利的儿童给予倾斜和补偿。根据不同儿童的个体差异施以与之相匹配的教育，这些公平上的要求是市场所无法做到的。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学前教育领域，承担起促进学前教育过程公平的重任，包括国家层面的立法推进和政府层面的经费保障等。3.结果公平。文竹（2011）进一步从学前教育结果公平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应承担的责任。他认为，除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外，学前教育公平也应包括教育结果和质量公平。不同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在办学模式、目的和理念等方面都有所差别，民办幼儿园可能由于营利性过强而忽视教育质量，农村幼儿园可能由于师资力量等原因更容易采取“注入式”为主的教育方式，有严重“小学化”倾向。这些都会导致学前教育结果和质量上的不公平，需要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正确引导。

二、学前教育筹资责任的划分

学前教育筹资责任的划分也称为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前教育成本的含义及其核算，二是政府与市场各自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三是就政府分担比例而言，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