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社会，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但因其较早进入工业化社会，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就迅速完成了人口转型，形成了人口增速持续下降的态势。到2020年，日本0~14岁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2.45%。中国这一数据是17.71%，美国是18.37%，越南是23.19%，印度是26.16%。由于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决定着未来青年人口的数量，所以，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未来青年人口的数量将长期处于缩减态势。虽然2021年中国出台了“三孩政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制度红利还没有及时释放出来，最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仍在持续降低。长此以往， 未来人口的缩减态势将逐步结构化。这就是说，由人口金字塔底部造成的老龄化，将持续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口走势。

表1为我们明确展现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这种缩减型态势：

第一，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降低。在“全国”层面，15~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33.51%；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到27.18%（下降了6.33个百分点）。在“城市”，15~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39.33%，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到32.14%（下降了7.19个百分点）。另外，从2010年到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发现镇的青年人口占比下降了6.85个百分点，农村的青年人口占比下降了8.2个百分点。青年人口占比的萎缩，将直接导致未来“36~64岁”成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趋于大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展示的这种变化趋势，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展现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

第二，城市青年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相对较高，镇次之，农村最低。虽然农村的出生率高于镇和城市，但青年人口的流动率远远大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使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青年人口占比高于镇和农村。反过来说，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尽管农村户籍人口的老龄化远远低于镇与城市，但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率，却反倒是农村高于镇与城市。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越稀缺，则农村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会越高。现在，农村青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9.6%降低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21.4%。

第三，生育政策的改革，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从表1的“0~14岁”栏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少儿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与第七次人口普查农村少儿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没有太大变化，但镇的少儿人口占比却从2010年的16.9%上升到2020年的20%，城市从2010年的12.23%上升到15.71%。这说明，一方面是人口流动和随迁子女的进城增加了镇和城市少儿人口的占比，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镇和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补偿性生育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红利。这预示着未来少儿人口与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都将继续增加。

第四，青年人口进城，将加大原生家庭与随迁家庭的分离度，增加中国家庭的总户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户规模。当然，青年人口未婚率或离婚率的上升，也会降低家庭户规模的人口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家庭户人口规模已经从2010年的3.1降低到2.62。因为东北地区人口持续流出，故黑龙江省的家庭户人口规模只有2.13，辽宁省为2.19，吉林省为2.25。而上海市和北京市则分别为2.38和2.3。

二、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迅速提升

青年人口规模占比的缩小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机遇耦合在一起，提升了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这些与青年人口教育相关的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大学扩招为青年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中国教育发生了两次革命性变革。其一，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实施，从根本上巩固了小学与初中阶段儿童的入学率。“两不愁三保障”制度的全面贯彻，为那些年均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家庭（同样为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家庭）提供了有力支持，保障了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大约在2010年前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始逐步推广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长期保持在99%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巩固率，支持了高中阶段学生入学率的提升。其二，大学的连年扩招扩充了整个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增加了其人力资本。这形成高位巨大拉力——即以大学入学率的提升激励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从而拉升了高中阶段的入学率。所以，大学扩招带来的影响，既激励家庭投资高中教育，也向上延递研究生教育，增加新生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数。现在，中国既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大学阶段学生数量第一大国。1978年大学招生人数为40.2万人，1980年为28.1万人，2000年猛增到220.6万人，2010年达到661.8万人，2015年达到737.8万人，2020年达到967.5万人，因为大学招生人数的扩充，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也达到110.6万人。

第二，少儿人口增速的下降降低了随后各个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入学压力。如果教育资源有限并叠加学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则学龄人口的入学竞争压力会增大，这会降低农村生源和城市贫困家庭生源的升学率。但如果教育资源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增加，再叠加学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则会降低各个年龄段青年的入学竞争压力，增加同期群青年的受教育机会，主要提升农村生源和城市贫困家庭生源的入学率。所以，中国青年人口人均受教育年数的增加，一方面来源于大学扩招，另外一方面来源于各学龄年龄段人口数量的减少。

从表2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来，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长期处于波动下跌通道。在20世纪80年代长期处于2000万之上，1987年出生了2508万人，达到高峰。20世纪90年代逐渐下跌，到1999年降低到1827万人。在21世纪的头十年继续下滑，下滑到2009年的1587万人，这逐渐引发学术界对人口政策的讨论。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再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出生人口下滑的态势，但在叠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后，2020年仅出生了1200万人，2021年更是降低到1062万人，不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半。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每年出生人口的减少，再伴之以幼儿园数量的增加，提升了学龄前儿童的入园率。在巩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率的同时，也提升了高中阶段的入学率。

比如说，在2000年小学毕业生为2419.2万人，2010年下降到1739.6万人，2015年下降到1437.3万人，2020年回升到1640.3万人。但初中招生人数，在2000年为2295.6万人，在2010年为1716.6万人，在2015年为1411.0万人，在2020年回升到1632.1万人。与此同时，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人数，在1980年为616.2万人，在2000年为301.5万人，在2015年为797.7万人，2020年下降到786.5万人。这就是说，在2020年，大学招生人数已经大大高于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人数。如果没有社会青年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的报考，有些大学就招不满计划招生数。事实上，有些民办大学现在就已经面临招生不足的压力。

第三，家庭子女数的减少提升了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支持能力。家庭既具有生育功能，也具有教育功能。但在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伴随市场对劳动力专业化要求的提升，家庭的职业化和技能化教育功能逐渐让位于学校。义务制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提升了文化程度，而高等教育则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劳动力分流的作用。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子女数越多，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越具选择性与偏好性。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子女数越少，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越不具选择性和偏好性。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则家庭会将所有预期教育投资集中于仅有的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正因为如此，在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家庭子女数之后，父母亲既加大了“孩均投资力度”（将家庭教育投资集中在仅有的孩子身上），也消除了来自于农业社会的男孩投资偏好惯习。父母亲教育投资观念的变化（以及教育扩招所提供的结构性机会），在社会层面直接产生了这样两个结果：其一是各年龄段学龄青年的受教育年数普遍延长；其二是男性与女性受教育年数差距不断缩小，甚至于女性的受教育年数正在超过男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显著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在2020年，在校硕士研究生中女性占比达到52.53%，在校本科生中女生占比达到53.7%，成人在学本科生中女生占比达到60.62%。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在本科教育阶段，在校女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在校男生人数。但在在校大专生和在学网络本专科中，则是男生人数大于女生人数。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越大，则女性为赢得较优就业岗位而不得不进行学历竞争，这是教育扩招与劳动力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能够用于教育投资的份额越大，家庭子女数越少，则家庭对女孩教育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家庭投资选择作用的必然结果。

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2010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为47.44万人，到2015年增加到57.06万人，到2020年增加到99.05万人，增速迅猛。在2010年，普通本科生的招生人数为351.25万人，到2015年增加到389.42万人，到2020年增加到443.12万人。在2010年，普通专科生招生人数为341.5万人，到2015年增加到348.43万人，到2020年增加到524.34万人，自2015年到2020年飞快增长。由此可见，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的这十年，也是中国教育加速扩招的十年。高等教育的扩招，直接改变了新生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使中国加速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

从表4可以看出，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年人口占比最高。在30~35岁年龄组，年龄越大，“初中”占比越高，各个年龄段青年人口中都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初中”毕业生。虽然大学专科、大学本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这些增加的人力资本，主要堆积在20~24岁和25~29岁年龄段。

比较表4中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经过最近十年的努力，中国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了长足提高。在15~19岁年龄段，“初中”占比急剧降低，而“高中”占比则上升到51.8%，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口会进入大学专科或大学本科继续学习。在20~24岁年龄段，已经有超过一半（51.89%）的青年人口获得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凭。因为该年龄段仍然处于大学专科攻读大学本科、大学本科攻读研究生的年龄段，所以，未来这个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平均文凭水平还将趋于爬升。

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伴随“初中”升学率的提升，仅完成九年义务制教育就参与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趋于下降。在30岁的青年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占比为38.67%，但在35岁人口中，这一比例为44.36%。青年劳动力文凭结构的变化，将从供给侧倒逼需求侧结构的改革。中国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而完成产业升级过程，藉此以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