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雨蝶老师意外的是，高一的几年班一共有500多个学生，选择未来师范做升学目标的只有24个学生。

雨蝶的儿子也选择了妈妈，他对妈妈的学历没有太大的信心——中师毕业。也怕妈妈为选她的学生太少而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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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热门的考试要算公务员招录考试了。最火的岗位有几千人去竞争，只为考一个稳定的工作。

公务员考试有一个门槛，起码要大学专科毕业，而在二十多年前，有一个热门的考试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相似，竞争亦相当激烈，考上就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成为“国家干部”，那就是“初中毕业考中师”。

70年代末，国家为了解决中小学师资短缺问题，决定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优秀的学生入读中等师范学校，学习三年后，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分配到各地中小学教学一线。

因为成为中师生完成了从“农民到干部”的身份转变，成就了学子们跳出“龙门”的梦想，成为全体初中毕业生首选。大家争相报考中师学校，实现人生提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一政策开始实施，到1999年完成最后一届中师学生招生，有统计说，全国共培养有400多万中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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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90年代，对于选拔初中毕业生入读中等师范学校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规则。

张良老师曾经是一名中师生，对90年代初自己从初中考入师范学校的经历记忆犹新：

那时，全省共有44所师范学校，向张良老师所在县招生的师范学校只有一所，位于邻县 。每年分给该县100多名招生指标。

县教育主管部门（教委）对初中毕业生报考师范这样规定：只有初三年级的应届毕业生能够报考中师，在初中留级或者参加过中考的学生不能报考。

张良初中毕业那年，他所在的学校还对有资格报名师范的学生进行了预选考试。

校长和会计到外地找学校老师出了一套考试试卷，然后对全校欲报名中师的学生进行考试，考完之后，校长和会计又神秘的消失了一个多周，到外地将试卷评好，回到学校公布成绩，宣布只的前十名的学生才有资格报考中师学校。

当时，初三毕业生愿意报考师范的有100多人，只让10个学生报考师范，许多学生不愿意，到县教委去投诉，说一是考试成绩不公正，二是前十名入选的学生有五六个学生不是应届生，没有报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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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星曾经也是一位90年代的中师生。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禾星的成绩在班里都是第一名，如果那次考了个第二名，那是一个意外。

初三年级毕业那年，身为农民的父母想让她报考师范学校，考上师范就能有稳定的工作，对于一个女孩来说，非常不错了。

禾星听从父母的话，在填报志愿时，要填中师。

初三年级的班主任何老师认为，禾星如果读高中，一定能考上大学，一定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如果考中师，毕业后只能回到中小学校教书，发展前景有限。

为了说服禾星的家长，何老师还专门去了一趟禾星家，和禾星的父母进行沟通。苦口婆心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让孩子报考师范的主意。最后，禾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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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茂老师曾经是一位中等师范学校的老师，从1983年开始，就一直在一所中师学校任教，一直到2002年最后一届中师毕业生离校后，才调到另一所学校。他亲身经历了中师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废止的全过程。

他在文章《初中毕业上中师：教育之大幸与个人之不幸》说：

“在十六七年的时间内，全国近400万学习成绩优异的初中毕业生，拥进了中等师范学校并不算高的门槛，然后犹如一把把蒲公英的种子，被撒在祖国或肥沃或贫瘠的土地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毕业开始，就一直坚守在偏僻、荒凉的乡村中小学，成了中国当代教育最坚固的基石。而在这近乎固执的坚守中，他们自身的才华，却被他们从事的职业磨砺殆尽，成了中国当代最具悲情色彩的人物。”

“他们以出类拔萃的优异素质，却选择上中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张饭票。对他们自身来说，一辈子从事中小学教育，显然是屈才。他们的素质，以中国当前的标准来衡量，绝不是一个中小学教师的素质。

”这批人加入到基础教育行列，确实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大幸。中国现在的基础教育尚不至于坍塌，关键是还有这批人在那里撑着。

谢老师的这篇文章，笔者曾经多次阅读，多次选用，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可名状的感动。谢老师从中师生老师的角度，给这个群体最大的宽慰与理解。从中，可以感触到当年，初中毕业考中师，那一场考试，就如一场“公务员考试”，成就中国教育，决定着一批人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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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师学校老师周碧华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师生，中国腾飞的“垫脚石”》，讲述自己那一段执教湖南桃源师范的经历，通过担任一届中师生班主任的感知，谈了对中师生最真实的认识和评价：

”因为，他们是初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在当年大学录取率还十分低下的时代，考取中师的意义不亚于当今考取研究生；在当年城乡差别十分明显的情况下，考取中师的农村孩子意味着从此跳出了“农门”。

“但，读中师并非他们的自主选择，初中毕业时，只有15岁，他们顺从父母的意愿，他们都是孝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