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文化”界说
1、文化：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文的引申义：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的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开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
2、文明：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西文的CULTURE去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领域的。和中国语言系统中的文明更为相似。文明：经天纬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文明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扩展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简而言之，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3、简而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人化”即是文化。
二、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1、 广义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大文化”。梁启超“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里的“共业”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
2、文化的结构：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
本书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一、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
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三、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这是一类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
四、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 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具体而论，心态文化可以再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
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等。社会心理较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摄，互为表里。
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是由文化专门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著作、艺术作品——固定下来，传播四海，传于后世。依其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疏密程度，我们又可将社会意识形态区别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
广义文化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定义域。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为小文化。
三、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1、中华——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华，本义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民，蕴含文化发达之意。
2、中国文化基本内容构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
四、学习中国文化概论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一）意义：1、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2、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3、有助于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学习方法：1、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2、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
三）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分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第一节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一、疆域、政区
政区，（行政区域）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地方，它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建立为前提的。
战国时期：县郡产生。
秦汉：实行郡县制，即由数十个至百余个郡管辖数百个到一千多个县或县级单位。到了2世纪末期，原来只起监察作用的州成为最高一级政区，形成州、郡、县三级制。
隋：合并、撤消了一些州县，又将州改为郡，重新实行郡，但基本上都是二级制。
唐：将郡改称为州，基本上实行二级制。开元年间又设道。安史之乱后又设方镇，形成方镇——州——县。
宋：宋废止方镇。由原来的专管督征运送财赋的各路转运使兼管军民事先务，形成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制。
元：中央政府称为中书省，省以下有路、州两级。
明：废行省改省为布政使司，后又有总督、巡抚辖区。
清：省——府、县
二、人口、民族
三、地形、地貌
四、气候
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表现为：
1、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肖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
2、决定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及其活动（包括人类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
3、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各种形式的转化或传递，除非来自这个环境之外（例如其他星球），或者离开这一环境。
4、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在此前提下利用这一环境，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速、延缓或制止物质的某些转化和能量的某些传递。
地理环境一般只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并不起决定作用。
二、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的影响。
中国不但疆域辽阔，而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中国的大部分处于中纬度，气候温和，又位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全球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不远，季风气候发达。大部分地区夏半年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条件。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的平原土壤疏松易天开垦。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在中国文化中，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区业的扩大而传播。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延续性的影响。
尽管中国的自然条件在以往数千年间有一定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幅度有限。由于中国疆域辽阔，跨纬度大，所以气候的波动一般只影响农业区的南北界，而不会减少它的面积，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中国大陆的这片农业区的面积和产量在东亚大陆一直遥遥领先，供养着数量最多的人口，因而自然地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所在，也是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西方文明传入之前，周边的农业文明在总体上落后于中国文化，当然不可能对它形成冲击和影响而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并多次以武力入主中原，但在文化上却是弱者，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不适农业地区。因此军事上的征服者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它们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国文化。
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中心不仅距离遥远，而且隔着高山、沙漠、草原、海洋等一系列地理障碍。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要越过这些地理障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因此往往除了负有政治、军事使命外或有高额利润的吸引，一般性的人员来往和交流是很难进行的。所以对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是无法动摇的。
3、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有时往往起了完全隔绝的作用。中国国土辽阔，在中国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由于多样性地理特征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牧业、狞猎、养殖、捕捞、采集、治矿、手工业、林业等各种产业，并且成为某些地区的主要物质基础。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各地的社会、政治、行政制度也不相同。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中国各地历来就存在很大的差别，久而久之就形成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农业民族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土地的依赖，发展成重农轻商的安土重迁的观念。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把渔业、盐业作为主要产业，还致力于海上交通与海外的联系。西域位于交通的必经之地，所以很早就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北方游牧民族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尽管他们很早就接触到汉文化，、但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没有全盘接受。即使是在儒家思想占居统治地位以后，不同的汉族地区在接受程度和表现形式方面也是有很大差异的，非汉族地区就更无一致可言，总之，强烈的地域特点使中国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明显。
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4、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原因并不是地理障碍的阻隔，而是中国地理条件过于优越。在正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以前，中国的确是东亚乃至世界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无求于人。
第二章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主体
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南移
早在四五千年肖，兴起于黄河中游的地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面貌。中华农耕文明黄河中游流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有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也都显示了祖先们耕作的痕迹。三代时，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们为在争战中生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而这些改革，几乎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
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成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
汉晋以降的数百的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战火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大批农耕男女南迁，到长江中下游区域及东南沿海各地。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
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很快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匹的主要供应地。
二、农耕民族与游牧世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
1、对垒
中国的西北地区生存着游牧民族，依靠畜牧，狩猎为生。他们剽悍善战，流徙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的，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面对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原历代王朝全力加以抵抗。但是，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处在被动防御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人常取攻势。长城的修建，体现了中原民族试图把农耕区围护起来的防御心态。
2、融合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为中介，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中原，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血统的合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游牧人，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其自身社会形态的变化。
三、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多元经济成分
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延续性，这与印度、古埃及以及古欧州文明史截然不同。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一方面造成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藕断丝连。
从纵的方向说，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
从横的方面去考察，华夏民族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耕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差异得多。西欧中世纪自然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依附农奴等，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并不突出。中国的农耕经济不仅仅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中国的农耕经济就是这样包含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扩充了内部的活动空间，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再生能力，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维系着中华农文明的长流不息，历久弥新。
四、内敛型的海洋贸易。
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由此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它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
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较少变化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古代的帝王们陶醉于万物皆备。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与海外的经济交往，应当建立在“宾服贡献”的基础上。唐宋时，海上贸易出现繁荣景象，但是这种海外贸易，一方面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夸示海外，而且不少场合是赐品多于贡品，不计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对于海外奇珍异宝的需求，与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较少发生联系。这种朝贡式的贸易直至明代前期犹然。明时的边境互市在政治上的意义仍然超过经济的意义。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私人以外贸易有所增长，但是政府对于私人海商集团的扼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海洋商业的发展。明清以来移居海外的商民，也被子政府视为“自弃王化”的刁民，倍受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当西方殖民者以咄咄逼人之势梯航东来之际，内敛型的中国海洋事业，不能不大大落伍于世界前进的步伐。
第二节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和形态
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农耕经济体制的不断自我调节，中国数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呈现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和形态。
一、殷商西周，土地国有的自然经济阶段
西周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广大庶众上无通名，下无四宅，耕种国家的土地。国家为实施对土地的分配管理和贡赋的收取，在地官司徒之下设各等职官，形成国家干预农耕生产的政治雏形。
这种国有土地不得自由买卖和私相接受，指“田里不鬻”。西周时期，土地经常由天子分封给各级诸候、贵族，但从原则上讲诸侯贵族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周天子随时把土地收回，或转赐别人。
在这种土地国有制下，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为主。众人、协田，是殷商时期盛行集体耕作制的反映。
到了西周后期，土地国有制有瓦解的迹象。诸侯贵族从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他们也逐渐和周天子一样，可能随意处理自己的封地，或用战争的手段，掠夺别人的封地，公田和私田分野后，不可否认那些耕作私田的劳动者，也逐渐拥有对私田的部分所有权。奴隶制度逐渐出现了瓦解的征兆。
二、东周以降土地私有化和个体生产形态的演变
东周以后，随着牛耕和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土地国有形态走向瓦解，井田制破坏，变公田为私田现象普遍。诸候贵族为争夺土地农人的战争日益频繁。尤其是土地买卖的出现，打破了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时期田里不鬻的老例。春秋时晋国已有爰田（易田换田），商鞅在秦的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的土地政策，土地自由买卖日益合法化。
东周以后的土地私有化进程，也打破了以往那种集体生产的农耕传统，而向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形态过渡。这种男耕女织、以商助耕的自给自足型的家庭小农业，逐渐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国家直接向个体生产者征收赋税徭役。春秋战国的“相地而衰征”“初税亩”，就是政府对个体土地所有者建立统制经济关系的开始。由于土地兼并现象屡屡出现，个体家庭经济分化为地主和农民两个不同的形态，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下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的互为盈缩，构成了农耕经济运作的基本特色。
唐代中叶后，均田制破坏，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专制国家对土地私有的干预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契约制的租佃关系在唐宋以后普遍出现，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社会生产日益多样化，个体生产者亦从封建社会全产期以粮食为主的经营逐渐向多种经营方向艰难迈进。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的自给自足性农业和商品性手工业的结合尤为普遍，个体生产者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并有所更新。
三、商品经济的波浪式前进
原因： 1、 当中国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经济也悄然出现，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具有发达较早的特点。
西方社会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经济单位是领主庄园，领主庄园内不仅拥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而且拥有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农奴手工业者，因此，第一座封建庄园都自已自足，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而在中国不同，地主占有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加工制品极其有限，这样就使地主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而方大个体农民局限在小块的土地上，生产手段更为有限，他们只能通过卖剩余农产口而换取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再者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地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经济关系以及对于城市和经济活动的统制政策，也都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商业交换活动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商品生产、商人资本、城市货币经济等，伴随着中国的农耕经济而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
2、中国古代经济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而满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这种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姿态。
三、中国传统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
1、农业：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农业科学，其中尤其以精巧农具、培育良种、多种经营、集约耕作和充分利用自然力而著称于世。铁犁的使用、轮作复种技术比西方都要早得多，蚕桑和茶叶的发展更是闻名于世。
2、手工业：灵巧的工艺品、精美的纺织品风靡世界市场。造船业的发达，冶炼业久盛不衰。瓷器、漆器、酿酒、兵刃、食品等也在相当的成就。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革命性作用的“四大发明”
一、 3、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也是西欧中世纪无所法相比。纸钞的使用，更是中国对于世界货币发展史的一大贡献。
二、 第三节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迂缓的原因
三、 社会经济既早熟而又不成熟
从根本上讲，中国农耕社会的多元结构造成中国社会经济的早熟而又不成熟特征，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繁荣于汉唐宋的各个时期。土地买卖早在战国秦汉时就出现了。中国的农民较早就有相对的离土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有退佃、迁移的自由。作为经济剥削的地租形态，也是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长期并存。这些现象在西欧是发生在封建社会崩溃之时，而在中国却古而有之。
但是，中国历史的早熟却未能促进它成熟发展，相反地去凝重了传统农耕经济的保守性和坚固性。中国社会中早就出现的商品生产、城市经济、土地买卖、农民的离土等商品经济的早熟因素不是象西欧社会那样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补充形式出现的，这就使中国的农耕经济大大扩展 它的内涵结构，可以比较灵活从容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这就使中国社会经济的早熟现象，始终未能走上成熟的阶段。
中国早熟的经济因素往往与社会、政治诸条件不相配合，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调。早熟的发展又使人们迷恋于现有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带来了落后的停滞因素。在这种内部机制的自我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不能不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二、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周期性失调
建立在个体家庭经济上的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是一种没有民主而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政体。每当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其继任者的整体趋势是一代不如一代，最终导致游牧民族的入侵或民众的大暴动，使得王朝盛衰交替、稳定和战乱成了周而复始的规律。而这种变化周期又与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兴衰周期大体同步。总是从兴到衰的一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在动乱中再次受到严重的破坏。
中国农业的黄金时代是战国至汉唐之间，但是到了唐宋之后中国的农耕技术并无明显的突破。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不是通过科学技术提高，而主要是依靠扩大山区及周边地区的耕地面积和粗粮品种引进推广，以扩大劳动量的投入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增殖显得至关重要，而新王朝初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率逐渐高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率，造成了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失调。随着王朝后期的衰退，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失高干更加严重，社会矛盾加剧，使中国社会再次进入数十年的战乱时期，造成人口的锐减。这种以战乱、灾荒为手段自发调节的社会循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惨重损失，周期性的破坏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到了明末清初时期，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使得社会经济大幅衰退，明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清代经济得以恢复，但是人口也以空前速度增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处于迟缓的发展状态。
三、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箝制和束缚
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农耕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这种上层建筑对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保障农耕经济的长期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又具有剥削下层民众和腐蚀国家政治的双重性格。这种矛盾的政治结构，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日益进步的情况下，这种阻碍作用更为明显。
经济剥削是上层建筑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重农抑商观念的指导下，工商业经济所受到的剥削尤为严重。使工商业经济的进步十分艰难。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围绕农耕经济这一核心的，它带有明显的保守、怀古特征，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再者，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布局也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成长。西欧中世纪末期的城市经济，是摧毁庄园封建制的有力武器，而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大多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城市既是经济中心，往往更是政治中心。许多商业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商业对政府依赖性导致了商人性格的封建依附性。
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治理天下的原则是一视同仁，国家政策的平均主义，使落后地区拖住了先进地区的后腿，使先进地区的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发展受到箝制。
在以上的种种因素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在原有的格局内打圈子，不可能出现飞跃的前进。于是，自17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拉开了差距，逐步陷入落后挨打的困难境地。
第四节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中国文化历经动乱与分裂的洗礼而不断得到充实升华，然而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也往往使人产生一种“瞻后”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的长期延续和增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着文守旧性格。这样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文化显得暮气沉沉，缺乏积极进取的冲动。
二、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不仅善于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精华，而且还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使之交相辉映。即使是对外域的文化，中华民族亦能敞开其博大的胸怀，扬弃吸收。
三、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早在先秦，我国已有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但是这种民本意识在中国却得不到正常的发展。由此而派生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方面固然成为农民反抗压迫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中国历史稳定与动乱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是如此。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缺乏应有的重视。创造贡献始终未能成为社会前进的主流。许多科技发明无法得到社会推广应用。
中国农耕经济和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相互配合，加强了传统社会的坚韧性。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过渡到后期，中国文化日益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