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 名词解释钟嵘的“滋味说”
滋味说：
南北朝产生的一种关于诗歌的审美要求。陆机《文赋》：“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张衡《怨篇》，诗典可味”。均为以“味”言诗。在这里“味”乃指诗歌的一种艺术效果。
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始言“滋味”：“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钟嵘时代，五言诗正蓬勃兴起，渐渐取代四言诗的地位。与四言相较，五言诗增大了诗歌表现的容量，更利于表达复杂的情感与事物。钟嵘从理论上推崇五言诗，并认为它最有滋味，乃是诗歌发展之必然。滋味因此而成为重要的诗论标准。联系当时诗歌创作，钟嵘提出滋味说，实有所针对，东晋时，玄言诗泛滥，影响所及，至于南朝。钟嵘认为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即指玄言诗侈谈玄理，有悖于诗歌审美规律。于是他标举滋味，实乃使诗歌回归正途之举。滋味说的主旨便是使诗歌具有它本应具有的审美感染力。他说：“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钟嵘提倡滋味说，与他对诗歌创作抒情特征的把握直接相关。他认为：“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各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在他看来，诗歌的作用在于表达情感。情感外现于诗就变成了“滋味”，供人玩味、体验。后世皎然、司空图、严羽一派诗论受钟嵘滋味说影响甚巨。
中国文学的特点？
中国文学的特点
一·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 ：
①容易引起具体意象。
②汉字一般为单文独义、一字一音，这就使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有了一整套独特的谨严的格律，并且在外观上构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
③汉语有四声，诗人们利用汉语言的这种特性，写诗时注意字声安排，于是近体诗（五言律诗、绝句，七言律诗、绝句）、词、散曲等诗歌体应运而生。
④文言文作为特殊的书面语言，可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就发生了文学在文言和白话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内容与形式皆有巨大的差异的现象。
二·独特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e69da5e6ba90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431353864学派。
其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
其二，“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
其三，“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
其四，“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
三·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为补充的，儒、道、释3家也常常合流 。儒家 、道家 、佛教思想有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
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入世和消 极 避 世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消长。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有着鲜明的表现。
扩展资料
中国文学演进的内部因素
一、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有先有后。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
二、朝代的不平衡。各个朝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朝代相对繁荣些，有的朝代相对平庸些，这很容易理解。
三、地域的不平衡。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 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的发展概况
中国文学，即中华民族的文学。中华民族，是汉民
族和蒙、回、藏、壮、维吾尔等55个少数民族的集合体。
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
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
的东方文明古国，有大约5000年的文明史。有文字的历
史至少要从商代算起，那时距今也有3500年。中国文学，
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特色，与世界上
其他民族文学异轨同奔。
中国的文学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
用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有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有各
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和成就,它
们之间相互渗透和交融。作为与汉族文学相对称的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藏族的《格
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
斯》等三部史诗，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之林。
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
屯》、《娥并与桑洛》，□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
《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都是中国文
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由于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
相补充，中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中国文学在其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以汉民
族文学而言,从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诗作《离骚》、《天
问》、《九歌》中就能发现，中国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
神话和传说。象“大禹传说”、“羿神话”、“女娲神
话”之类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
美。可惜这些丰富的神话传说没有能在上古时代得到整
理，大多散佚了。但是，在各少数民族中，却保存和传
承了不少神话、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古代歌
谣等。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某些
空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
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
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
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
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
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
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
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
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
《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
歌传统。
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
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
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
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强烈
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
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
“新乐府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
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
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
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
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
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
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
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
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
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
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
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
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
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
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
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
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
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
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起源
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
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这特
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
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
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
善统一。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
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
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
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
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
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
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
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
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
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
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
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
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
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
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
唐代。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
的,还有另一重要文体,即散文。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
几种不同的概念：①“散文”相对于“韵文”讲，是广
义的,泛指一切无韵的文字。②“散文”相对“骈文”讲，
也是广义的，指那些单行散句，不拘对偶、声律的语文
体，即唐宋以后所称的“古文”。③现代的“散文”概
念则与诗歌、小说、戏剧同为文学体裁之一，包括记叙
散文、抒情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样式。为了区别于
古代的“散文”概念，也称文学散文。④单指记叙、抒
情散文，这类散文，有时又称“纯文学散文”。因为中
国作家讲究文采,即使是章表书奏之类应用文字,也决不
苟且为之，而是精心结撰，充盈着浓厚的文学色彩。所
以要概括中国散文的发展线索，应以采用广义的散文概
念为宜，同时又要把握住文学性这一基本特征。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是《尚
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
的汇编，其中所收集的大都是一些誓词、政府文告、贵
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据说原有百篇，年代
“上断于尧，下讫于秦”（《汉书·艺文志》）。《尚
书》的文字大都佶屈聱牙，不过已初具文学特质，并略
能叙事。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士人们纷纷著书立说，献计
献策，谟猷筹划,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也
在这种时代气氛里迅速地成长起来。首先得到较大发展
的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左传》、《国
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孟子》、《庄
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不过，由于儒、
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流派，所以，《论语》、《孟
子》、《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最大的。
这时期的散文基本特点是：①感情激越，论辩性强；②
文章宏丽,辞藻华美,结构谨严；③多用寓言和比喻。到
这时，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散文史在这里举行了
隆重的奠基礼。汉代继承了战国时代的散文传统，但更
讲究文采，而且偶句增多，有辞赋化倾向。在进入这个
小高潮的同时，也暗伏着骈文的生机和散文的危机。然
而,正是在汉代,产生了司马迁的《史记》这部巨著，达
到了史传文学的高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规模宏大而又结构精严,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
刻画人物性格、抒情议论,都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史
记》不仅被视为史书的杰作，而且其传记部分也是中国
传记文学的典范。
骈文兴盛之后，散文式微。直到唐代，韩愈、柳宗
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
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过于矫饰、渐趋空洞的骈
文，散文才重新恢复它的生机与地位。唐宋散文(古文)
基本上直承秦汉的传统，但在杂记文、书信、序等方面
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游记散文,更显得清新隽逸、生
动活泼。后世的纯文学散文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前进。明
清的小品文是纯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样式，这时期的小
品文吸收了唐代以降游记散文的精髓，又融入了魏晋南
北朝笔记文的谐趣和隽永，具有十分独特的艺术魅力。
赋与骈文，是中国文学中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
种体裁。赋导源于楚辞体，流行于两汉，它有诗的韵脚
尚铺张扬厉。骈文则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句式
的整齐，强调对仗的工稳乃至音律的和谐，不要求押韵。
现代的伟大文学家鲁迅曾说：“小说和戏曲，中国
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的
传统文学观念中，分正宗的文学和邪宗的文学。“文以
载道”所尊崇的“文”，指的是散文。曹丕所谓“经国
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也是对散文
而发的。“诗言志”，抒发个人心中的情志，虽不能经
天纬地，但也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
功效，所以也还属正宗。至于小说，总是被当作街谈巷
议之言,“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荛狂夫之议也”（《汉
书·艺文志》）。戏曲一般也被当作不可登大雅之堂的
东西，一直未受到重视。所以，中国的小说戏曲发展得
比较晚。在元、明、清时代，小说和戏曲才迅速发展起
来,并出现了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如元代杂剧、明清
传奇戏曲中的《窦娥冤》（关汉卿）、《西厢记》（王
实甫）、《牡丹亭》（汤显祖）、《桃花扇》(孔尚任)
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中的《三国志演义》(罗贯中)、
《水浒传》（施耐庵）、《西游记》（吴承恩）、《聊
斋志异》（蒲松龄）、《儒林外史》（吴敬梓）等也都
是艺术中的珍品。《红楼梦》（曹雪芹）更是辉煌的纪
念碑式的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可以
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小说媲美。《红楼梦》对二百年来
的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楼梦》研究已
形成了一门专门性的学科──“红学”。
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和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二者和史传文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最早用“小说家”这个名词去收录古代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是把它视作为子部的，称为《诸子略》，但所收书籍的性质，照鲁迅的说法，则介乎子部、史部之间，即《史略》所谓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其后史家及目录学家将小说家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很多原属史部的作品转入小说家，也有一些原属小说的作品归到史部去，例如同样是杂史杂传的东西，《燕丹子》多入“小说”类，而《吴越春秋》则入于“史部”。此外，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有一些在内容上也标榜是正史所不载，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殷芸的《小说》等，所以文言系统的小说和史书关系千丝万缕，是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